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藏文典籍浩如烟海,仅次于汉族而位居少数民族之冠,典籍装帧特点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典籍的色彩命名到修饰喻的运用,从木刻雕版印刷到梵夹装的书籍形式明显带有佛教文化的烙印。本文根据现有资料对藏文典籍的几个特点作初步探讨。
  

  书籍的物质材料和工艺活动构成了书籍的装帧,中国书籍的装帧历史源远流长,它随着书籍的出现逐渐产生。最初的简策、帛卷和写本的装帧实用性功能突出一些,为了便于阅读才使得页次有序化,后来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书籍装帧技术的发展、进步,装帧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越来越成为体现书籍的外在形象和通过它来表现书籍思想内容的形式,各民族在书籍装帧中的艺术创造,成为灿烂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藏文典籍中的装帧所表现的风格就很有特色。藏文典籍的版本形式很特别,呈长条形,活页状印刷,梵夹本的装帧,这种形式是藏文典籍最主要的特征。隋朝杜宝《大业杂记》载:“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呼为梵夹。”梵夹本的书籍装帧是受印度贝叶经的影响所形成的。贝叶是贝多罗树叶,由于具有耐磨性,人们就将经文刻写在贝叶上,通过打孔穿线装成“册页”,不论携带、阅读均很方便,至今在格鲁派寺院甘肃的拉卜楞寺保存着堪称寺宝的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和月称的梵文贝叶著作两部。由于受贝叶经的影响和启发,藏文典籍创造性地把贝叶经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印刷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长条形藏文典籍形式。

  藏文典籍的长条形开本有几种不同的规格,有长约 60-70 厘米的“箭杆本”,与一般的箭杆长度约为相等;有长约 40 厘米的“一肘本”,与成年人的肘长约相等,并因此而得名;还有约 25 厘米长的“短小本”,当然还有其他尺寸的版本形式。这种长条形版本的印刷是木刻雕版印刷形式。在藏区,德格印经院、那塘印经院、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塔尔寺印经院、卓尼印经院、拉卜楞寺印经院等都是著名的出版印刷组织和机构,木刻雕版印刷是主要的印刷形式,以德格印经院尤为著名,印版质量高,印刷工艺讲究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里的书版出自精选的质地坚硬的桦木,经过熏、煮、泡、晒等一系列多道工序的严格处理,最后完成的经板两面雕刻,刀功深沉稳健,文字清晰明朗。

  梵夹本呈长条形,活页状,每页文字从左到右横写,横行字数多,竖距比较大,横向翻启,最初的装订形式类同贝叶经,把书页按顺序排列打孔穿连的办法,装订成“册”。梵夹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夹板,相当于书函性质,另一种是无夹板。梵夹本这种书籍形式的装帧除了受贝叶经形式在藏区的流传影响外,也与藏文的印刷与阅读习惯有关。藏区僧俗习惯于席地盘腿而坐,这种坐姿便于长条形的经文横放于两腿之上,阅读起来十分方便。藏文典籍的印刷板材所用木材本身是长条形,制作长条形的雕版更是顺势而为。因此,可以说,藏文典籍长条形的装帧形式是吸收和推广了印度梵文佛经并结合藏区的实际所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装帧形式,便于翻阅诵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藏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在继承中积极创新的民族。藏文典籍的印刷十分讲究在经书中插入精美的佛教图像。典籍的内容十分庞杂,大多以佛教经、律、论为主要内容。藏族的经书印刷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所印的经书里要印上一些神灵或佛塔的刻版图像,几乎每册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印有一幅、两幅、甚至三幅佛像。另外一些装帧精美的经书在经文开始和结束的几页印上佛像。在敦煌发现的书籍有上图下文式的插图,像五代刻印的《普贤菩萨像》、《文殊观音像》,还有《宝箧印陀罗尼经》等都在卷首设计有扉画,显得精美而富有新颖性,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经典著作更讲究图文并茂的形式,插图是文字内容的再现形式,它作为印刷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形象地弥补语言文字中难以表述的东西。从艺术的角度看,插图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能仅看到它在印刷品中的点缀作用和装帧效果,编辑设计中也具有重要的调节和美化版式的作用。藏文典籍的插图,能够形象地表达和回应作者与读者信仰佛教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一目了然,语言的内涵和艺术的表达在这里结合得十分完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极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藏区的印刷技术无论是风格还是发展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佛教对推动雕版印刷技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卷的夹板选材用贵重的紫檀木和核桃木制作,做工精巧、装饰十分考究,封面多为彩色漆描金,并在夹板上雕刻有精美的彩色图案,佛教的吉祥八宝(法轮、法幢、双鱼、宝瓶、法螺、莲花、宝伞、吉祥结)往往为首选图案,还有佛像、火焰、宝珠等也常常被应用。其次,在佛教艺术中莲花被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含有吉祥、神圣的寓意而在夹板封面装帧中广泛运用。

  藏文典籍装饰中的色彩运用是常见的。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组成。可称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内容广博,涉及宗教、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各个方面。其装帧非常考究,精装《大藏经》镶有珍珠、宝石、松石、象牙等,显得十分华贵。一般精装《大藏经》要用黄色绸缎包裹,上下经板选材有紫檀木、核桃木,并雕刻有装饰图案,外涂金漆,显得富丽堂皇。 1989 年抄写的八宝《丹珠尔》,用黄金、松耳石、白银、珊瑚、锡、红铜、白螺与珍珠的混合物为“墨汁”所写成的经页呈七色光彩,色彩表现很丰富,所写经文的纸是由内地的精制硬纸和藏纸通过复杂的工艺处理做成的,具有抗腐、抗蛀、抗淋、耐用等特点。

  德格印经院以书版印刷富有特色而著称,书版有红版和黑版之分。珍贵的佛教典籍用朱砂的红版印刷。朱砂中含有矿物质,有经久耐磨和不易褪色、变色的特点。 1410 年(明永乐八年),明成祖为他去世的宠妃徐氏追荐冥福,派人入藏求得蔡巴甘珠尔版本为标准,又请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赴南京灵谷寺任甘珠尔刊印总纂,首次刻版印刷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人们称这套《甘珠尔》版为永乐版。永乐版甘珠尔的刊印,开了藏文木刻之先河,对后来藏文雕版印刷有着深远的影响。永乐版是用朱砂汁印刷的。一般的著作用特制的墨为颜料印刷,墨的制作原料首推为酥油灯的灯花,还有像油松(洛扎、贡布地所产)燃烧时的烟絮,再加上牛胶和其他成分的材料研制而成,用手工操作完成印刷工作。

  藏文典籍的印刷一般用藏地所产的 “藏纸”,藏纸是由树皮纤维和一种瑞香狼毒根部纤维为原料,经石灰和土碱处理后而成,纸色晦暗,纤维性好,但较为粗糙,因其草质具有毒性,所以该纸具有不蛀虫,能够长期保存的特点。

  

  色彩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知,它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之一。色彩在人们的眼中除具有自然属性外,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作为记录色彩的符号——颜色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中含有的象征意义是有差异的,崇尚色彩的表现形式常常具有观念性的表现因素。藏民族是一个热爱色彩的民族,他们生活在拥有蓝天、白云、绿草和鲜花的多彩世界中,阳光、蓝天和白云是西藏高原最富有诗意的交响和亮丽的色彩,他们对色彩的感知反映出他们的感情色彩。藏族运用色彩命名文献典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用颜色词命名的藏文典籍有 《白史》、《青史》、《红史》、《新红史》、《黄史》(又名《黄琉璃》)、《白琉璃论献疑二百零八条》,还有第司·桑杰嘉措的《蓝琉璃》。蔡巴·贡噶多杰所著的《红史》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固定体裁的个人撰写的史著,他开创了藏族史学的新风,他还著有蔡巴甘珠尔的目录 《白史》和反映王统历史的 《花史》;桂译师宣努贝所著的《青史》是史册类、教法类著作二者结合的代表作之一,代表着文献创作的进步趋势。黄色在藏族宗教思想中象征光明和佛法无边的内涵,是极为神圣的色相,也是高僧大德和政教上层人士的专用色。

  色彩的本质是描述事物的颜色,颜色是一种视觉现象,人们通过对所附着的具体实物的颜色来获得对色彩的感知,正因为色彩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使得人们运用颜色来描述自然现象。藏族对白色崇拜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白色成为藏民族审美观念中的一种象征和代名词,白色表达了人们的真心诚意,是纯洁、吉祥、正义和繁荣的象征,在节日里和走亲访友时献上白色的哈达表达对老人和长辈的尊敬,对同辈和晚辈来说又表示着美好的祝愿。很显然,藏民族对白色的偏爱,不仅仅是因为高原上终年不化的白雪与其相伴,有着对白色的敬畏感,也与藏民族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着一定的文化渊源。

  色彩的多种多样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着语言符号的话语,据有关研究藏族历史的学者在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研究中发现,早在藏族历史上的吐蕃时代,有一些历史文书就用色彩命名,红册主要是户籍登记册;清册(大红册)是一种更为详细的名册,不仅有人名登记、统计,而且还有相关的田亩、畜牧、财产数额以及造册名户应缴纳的赋税等内容。白册是士兵的花名册,黄纸册是记录王命官书文诰的文书。这真实地反映了藏族社会典章制度中的分类情况。

  藏文典籍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各种各样的修饰喻来点缀书名,书名的修饰喻辞藻华丽,与典籍内容巧妙地构成对应,这种形式在中国书籍装帧史上很有民族特色。我们从几类命名可以看出其藏文化的丰富多彩。用神话人物形象命名的有《文殊颂·大梵天顶饰》、《广行灌顶仪规·梵天网络》、《空行娱乐之琵琶》、《诗歌·寻香仙乐》、《密集愿文释·绿马童子》;用地理自然现象修饰书名的有《清规制约·取舍分明之丽日》、《慈氏刹土赞·信涌新月》、《正法总义明篇·甘露光》、《防雹法·火风漩》、《供曼荼罗仪规·二资粮方集》、《成就者故事·如秋唤雨》、《火轮易行法·霹雳轰声》、《吉祥词类·具缘孔雀悦意之雷声》、《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三十五佛赞品·恒河长流》、《安多政教史·书志之海》、《诗论·海藏》等;借用植物来命名的典籍有《出世法言·莲花歌舞》、《诗镜论述·杜鹃之歌》、《新诗·蜂之花苑》、《格培甘丹却卓林寺志·赡部那达树》、《如意藤》、《呈文指南·雪期鲜花》、《曼陀罗仪规·悉地穗》、《礼敬二十一度母·悦意青莲束》、《祈祷文·果熟篇》等;还有用物体命名的典籍有《拉卜楞寺志·神之巨鼓》、《曼陀罗语教·白法螺之声》、《圆满次第解脱·广开大密门匙》、《度母八难救·金刚甲胄》、《隆朵喇嘛文集·黄金链》、《超天界之宝梯》、《征服三界·智慧铁钩》、《觉法修行·断我执之利剑》、《镇压战魔仪规·黑色毒箭》等等。

  可以说藏文典籍中对修饰比喻的运用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多彩。大量的修饰喻包含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在修饰喻的运用中暗含着作者对修饰形象的感情色彩,表现了藏族文坛这个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景象,像修饰喻中的“白法螺”、“黄金链”、“绿色童子”、“黑色毒箭”等色彩词,又包含着作者对色彩的独特理解和明显的爱憎情感,色彩又形象地表现出文献的主旨,色彩与文体在这里表达得如此恰如其分,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美感。

  藏文典籍的版式有一个特点,有一部分典籍的正文前有一首或三五首不等或者更多首的赞颂词。一般赞颂词的数量是根据内容的多少来确定的,如果内容少的典籍,相对来说篇首赞颂词的文字也不多,如果内容庞杂,正文的篇幅又长,那么,赞颂词就 有多首颂词组成,并且有的赞颂词辞藻华丽,像《颇罗鼐传》的赞颂词就多达十七首。往往一篇赞颂词代表着该著作的精华创作的内容之一,因此,作者是很注重赞颂词的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