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不安地铺展开这样一篇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的断想之前，我想起山西作家李锐在谈"现代汉语自觉"问题时，曾表达过的这样一种心情："谦虚本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与天地万物独身相对时的敬畏，我是在这个无比巨大又无比重大的问题面前，感到自己深深的无能和淹没."站在西藏现代文化艰难挺进的流程之中，用心灵审视 透过当代西藏文学之镜迷乱驳杂的踵踵人影，触摸那些从飞扬的风尘深处飘过来的充满质感的，经过无数次的散射、折射，最终灿然凝聚在历史仿真的眼帘后的光辉，我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西藏生存意境的后来探询者和文学创作界外人的深刻局限。但"雪域大地"这位我生命中挚恋不诲之沉默不朽的情人，她的梦想和挣 扎让人感动,关于她的描述和表达更深深牵动着我的心弦，我只有握紧手中稚嫩的笔，去鼓足勇气面对这个其实蕴意重大而深远的问题。要由衷地感谢西藏文联的一群文学人，是他们悉心呵护和惨淡经营着这块尚不算丰饶的园地，他们的努力，使关于这块世界高大陆幻想的柔弱或坚硬的语言有了一个渲泄的出口，给西藏跨越时代的进程留下了心灵目击的重要见证，也给了我这样一个应该珍惜的发言的机会。
    请原谅我把在更多的人眼中斑斓多姿、独具魅力的西藏文学说成"浮面歌吟"。今天；默默笔耕的诸多创作者实际正在告别历史的误区，将真正日趋多元的笔触逐渐深入雪域大地，但囿于有限的认识能力，出于对所感所见的总体把握和使之更加鲜明一些的初衷，我还是坚持这样一个肯定不算准确的概括。个体视域的狭小和某种潜在的偏颇无法完全避免，因而这里所呈现的仅仅是西藏文学之镜某个侧面的某些光影在本人幼稚的瞳仁中折成的不完全的印象，只构成一些断想。

    断想之一：燃烧的诗醇年代 　西藏文学的"现代创作"步人误区
    无法否认，八十年代--这个如春天般燃烧的诗醇年代，是多数文学人如今反复慨叹、昙花一现般难再复现的黄金时光。那时，益西单增正在《迷茫的大地》中总结着西藏社会历史的旧时代终结后，中国文艺的新时期刚刚开始之时的纷乱心绪，也寓言式地拉开了又一段复归探索的序幕；那时，马丽华为代表的一群追逐太阳的歌者，摇动翩翩的心旌，踏着《五冬六夏》的节律，怀着"已将终身许给苦难之旅＼ 就这样走吧，直往前走＼路旁有五色花儿怒放正如火如荼"的蓝色憧憬欣欣然奔赴高原，在她(他)们中间，龚巧明和田文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生命诗情与青春悲患燃烧交织的象征；那时，还不知"魔幻" 为何物的扎西达娃刚刚从《沉跃》中觉醒， 走出《白杨树、花环、梦境》中《沉寂的正午》到《江那边》、《朝佛》路上《没有星光的夜》，发出了要去"寻找没有脚印的前路"的宣言；那时，马原们也还没在《虚构》中找到《叠纸鹤的三种方法》，徘徊在始终没有进入的西藏的门前，酝酿着完全植根于不同语境的叛离现代汉语叙事套路的阴谋；那时，秦文玉也在《绿守》中舒张着自己飘飞如春雪般的清丽文思；蔡椿芳、张中们也正在写着越来越独语化的诗歌……
    只是，既往的历史无法选择与重新设定，那簇曾经激燃的火焰确实催生了西藏第一批真正具有某种"现代意味"的文学探索，但由于其借以燃绕的薪质中近乎宿命的局限，没有能真正持续地照亮整个雪域文坛，很快就凝缩而沉淀了下来。
    今天回头审视，"理想主义"(这个并不确切的称呼源于今天整个中国文坛对那段时光充满了浪漫情愫的黯然回首)之焰的激情，不能不同当时整个中国文学叙事摆脱了曾过于偏执的时代政治话语，回归文学本身的大势相联系；也不能不同整个西藏试图弥补时代的巨大跨越中对于传统的某种表层割裂，建构起现代与历史的对话空间的努力相关。更直接的意义上，那个玫瑰色的年代，是在一大群充满了青春激情，而又敏悟到时代巨变，焕发浪漫人文气息的文人们的煽情歌舞中燃烧起来的。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和激烈的斗争背后，表层触动之下的旧的文化形态的潜存被曾经宏大的"革命叙事"所覆盖,人们在反思"过激"，试图加以弥补和衔接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在社会意识深层体系中的某种顽固和强韧，忽略了来自异域的人物和作品之中那些没有为人注意、没有经过理性消化的并不植根于雪域的各种潜在心态和观念的影响。当时的西藏文学还没能面对人本复兴的历史方向,真正植根民族历史的沉痛反思，在朴实的传统文学范式中形成自己沉甸有力的实践结晶和创新资源，就已经积极响应了全中国汉语文学领域这一实际的异质语境下对"经典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拨乱反正式"的思潮。面对那个年代曾经凸现和热涨的宗教气氛，一部分人异常复杂地在思路上顺承传统民族文化忽略实际生存层面、直接上升追索的形而上学，在方式上却多少以现代诗性的、个体化的虚构手法展开了趋向神秘化和所谓"多元化"的探索。他们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深入西藏的生存意境，但进入之后却发生了深刻的迷失，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再次清醒地走出来，没有实现文学创作上真正的超越。如扎西达娃的"魔幻系列"(至今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实际上已经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脚印的"前路")，色波的"圆形意识"等(马原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是游离于西藏的深层存在的，下文将专门论及这一点)。这些探索，在最初的时光中，由于其对现代汉语创作革新的主动贴近，由于其第一次尝试摆脱"单纯政治话语"而主动展露和呈现自身，带给世人的新鲜激动和暖昧，给实际上先天不足和过早迷失的西藏文学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光彩和荣誉，被称为"缩短了与内地文学创作的差距"。但是今天站在更远的历史视角回顾，难以说清那究竞是幸还是不幸。
    理想的火焰沉淀而没有熄灭，西藏文 学的现代探索在某种前提和深层的失误中 拉开了帷幕。为了更清楚地看清一些问题，这里不能不简要地回顾和品评一下已经归于沉寂的"西藏现代小说"(一说是"西藏 新小说"，作为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我更愿意还是将他们的努力归并到举步维艰的西藏现代文学创作之河中来)。
     "西藏现代小说"最集中的呈现在一本1989年出版的《西藏好小说》中,关于这一小说群体的有价值和有份量的评论，一篇是张军的《如魔的世界》，还有两篇是后来的李双焰的《我们是何人》和刘振洲的 《西藏新小说为什么走向衰落》，可惜由于评论者们特有的"客气"和滞后，由于作家们在"诗醇年代"被空前焕发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创作激情"，这些声音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时的张军已经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在受到"来自大洋之外的现代主义文化意识" 和"传统汉文化意识(如儒家、老庄等)" 冲击的同时，却对西藏地域及民族文化的理解呈现表面化的、"皮相"式的肤浅倾向;刘振洲和李双焰同时更尖锐地指出了"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一定意义上被自己创造的技巧和意识上的"魔术圈套" 所套住，"洋花"在西藏土壤上的生存由于现实触摸和精神理性磨砺的匮乏而特具的无根性、艰难性。应该说，这样清醒的声音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可惜没有在西藏部分"现代作家"的心中留下它应有的思考。
     "西藏现代小说"在今天更进一步来看，除了扶起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写作者，以及给西藏吹进了文学创作可能性方面的某种新鲜空气以外，还留下了今天西藏现代文学创作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今天西藏文学自觉所必需的一些资源。 这些"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一是缺乏立足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审视西藏文化历史的高度，缺乏对现代化艰难进程之中藏族传统生存内蕴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二是缺之对外来文化意识、心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性消化和认识;三是缺乏广阔 厚实的现代人文视野和知识储集;四是没有真正植根于现代进程和西藏本位的深刻尖锐的反思。这导致了"西藏现代小说" 在"等待和寻找(马丽华语) "之中缺乏必要的清醒和自觉，进而也没有形成真正鲜明的现代立场。
    扎西达娃在"西藏现代小说"创作队伍中，确实有一种主动贴近西藏本土氛围的倾向，但这中间也悄悄酝酿着一种基于西藏而又出离西藏的企图。更直接地来说，对于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聪慧而敏感的 "魔幻式"作家而言，文学技巧与形式的创新意味着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但确实并不漂亮的出逃和取巧。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这样的认识：即西藏文学在当时乃至现在，从整体上言局而尚未到必须以技巧及形式创新来寻找出路的地步，同时西藏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不求对于传铣文化表达思路和发展前景的理性的、现实化的、反神秘的清晰思辩恐怕难以为续。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现在的"扎西达娃模式"仅具有个体创体方式的价值， "魔幻"在更广泛的、更有希望的西藏文学创作领域不得不逐渐收场。西藏自然景观和传统人文表达所具有的浓郁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以及在历史认识领域打破时间空间进行总体一揽式把握的观念，都可以在"魔幻"文本中找到对应点，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出于某种文学技巧"创新"和更深入地表现冲撞之中民族魂魄的动机，以一种锐意反思的表面态势，实际却不由自主地遵循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在缺乏界标的历史空间和神秘主义氛围中追寻臆想中的意义。这既没有独创性，也未能如马尔克斯重构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的斑斓图景，且就西藏传统语境自身而言还是毫不新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对于西藏意境的理性把握，更多地渲染和强化了同传统文化没有质的差异的不可言说的神秘与某种暖昧(虽然这种神秘和暖味被不少人认为是西藏之殊异、西藏文学的魅力所在)，并无意识地带动起一股迷失更深的刻意强化神秘色彩的文学热。这种创作方式实质降低了文学创作深入西藏生存竞境所特具的艰难性，回避了现实西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直接一点说，当年翻版的"魔幻"只是作家个人试图贴近整个中国文坛并与世界文坛达成某种交流，实现单纯文学飞跃，对现实生存层面"出逃"和取巧的写作策略。它至多可以成为所谓纯粹文学中的诱惑风景，却与真正的西藏社会历史进程中优秀文学所应承担的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与现代建构不相干，它从另一面反映了作家自身的先天不足和过早定型，他们有勇气试着钻进去，却因为方向的迷失，多少有些钻不出来的意味。
    作家色波，兼有多种民族血统，多个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汉语作为写作载体，使他的"圆形意识"，更多地让人感到了一种基于泛义的人自身的生存悖论和处境，从作为一名本源意义上的作家的角度来看(而非再贴上"西藏"抑或其它地区以及民族的标签)，可能更具文学 精神的价值。这是色波一定层面上超越和疏离西藏的本质所在。但是，执著于一种精神意象和生存悖论的较为单纯而有深度的探询(而非 "魔幻小说"试图总揽全局式的把握)，使他的作品，如《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 等反而具备了深入西藏某个生存层面的锐利性，即在超越中把握到了"西藏生存" 与"人类生存"的某种共鸣。他所呈现的无处不在的"圆形意识"(限于其对故事叙述的某种沉迷，更多的是呈现，而非揭示抑或其它)，某种程度上，既是西藏生存的悖论，也不幸成了迷失中"西藏现代小说"矛盾境遇的缩影和概括。
    最后，谈一谈马原。这个作家在中国文艺新时期中后阶段的所作所为，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大陆文学叙事某种新的可能。但是，西藏只是他手中用以增加作品吸引力和虚构力度的工具和背景，有人曾说，"西藏给了马原一切，而马原却没有给西藏留下什么。"的确，无论是《拉萨河女神》，还是《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鹤的三种方法)，以及名躁一时的《虚构》，都不同程度地是在西藏以及其它可供肄意虚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文学叙事狂欢。关于马原，内地的评论家已经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详细的评说，本处不想再重复，但是指出他在实质上与西藏的疏离，却是必须的。他给人的深刻教益是，多少具有一些真正现代意义的单纯叙事革命于西藏文学生存现实和文学发展的深度疏离，他可以让更多的作家开始考虎在西藏"怎么写"这一问题与中原内地的某种深刻不同。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已经远离了西藏的九十年代的马原的一次文学讲座，在终于谈到西藏时，他掩面而泣，联系他曾多次在不同的文学场合流露的心态，即"离开西藏以后，再也写不出小说了"，联系那本他最近出版的实际是对西藏那群"异乡文学客"的生活状态的进行回忆与描摹的作品集《拉萨的小男人》，首先能够感到西藏在这个从未试图深入其间的外域作家眼中特殊的意义(也许是西藏在地理和文学意义上相对整个中国的某种边缘性、广阔性和异质性，赋予了他颠覆现代汉语正统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再者也更深地体 察到了西藏之于他，他之于西藏的陌生和不相干。
    当然，"西藏新小说"群落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面目不一的作家和作品，但限于篇幅，也限于行文立意所需的代表性和对其他作家、作品的了解和领悟程度，对这一批初次探索的"现代文学创作"极其肤浅、潦草的断想只能暂时到此打住了。

    断想之二：荒芜　　文学评论的单薄乏力
    对照西藏文学的创作数量和质量，西藏的文学评论：不能简单地在数量上归结为稀少，据1985年出版的《西藏文艺评论选》的序言中透露：1985年前三十余载， "西藏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作者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评论文章"。鉴于文学评论在文艺评论体系中特殊重要的地位，上述数字具有一定的参照和考察意义。但是，不管1985年后又有多少评论文章面世，总体而言，西藏文学评论是单薄乏力的，这造成西藏文学创作缺乏来自本土的清醒、有益的点拨、品评以及真正有长远价值的扶持。
    这表现在：文学评论主体意识的薄弱，敏锐性、尖锐性的匮乏以及评论相对于创作的滞后性。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就与整个中国文坛的共性而言， 健康的独立的批评风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而且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造成文艺评论(当然包括文学评论)与特定时期的作品形成一种依附关系，加之对主流话语的几乎一丝不苟地图解、遵循和贯彻，使文学评论始终没有获得她自身在一个地区现代文化建构的历史长河中"立意恒久、新异敏锐、反思批判"的独立主体地位，总体上滞后于现实发展中良莠并存的创作实践。
    再者，西藏文学评论者自身并不宽阔的文化和知识视野，以及他们更多的作为来自区外的评论者，自身面对西藏各个时期"进行时态"的社会现实的较高层次的领悟、理解和概括能力的不同程度缺失，抱着对文学创作的某种含混暖味的"扶持" 心态，没有对既有作品的大胆品评和深入剖析，没有对现在创作的有力批评和正确引导，没有对将来发展的理性前瞻和敏锐预见，这决定了西藏文学评论的软弱乏力，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评论的评论和争鸣了。
    缺乏有力反馈和评论的创作环境相当意义上是荒芜的，"西藏文学"在品咀时代大背景下"边缘化"文学生存所特具的寂寞况味的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自己孤单、尴尬而脆弱的生存境遇。
    比起断断续续不少发表过文章的评论者，李佳俊对西藏文学的意义和局限都是鲜明的。他能够在总体上评论不景气的西藏文坛，比较久地坚持他独具一定特色和广度、深度的评论值得我们尊重，很多至今仍活跃在西藏文坛的作家没有在文学创作的苦役中当逃兵，不能不感谢他曾经真诚的"扶持"；他带有总体概括和阐发性质 的几篇论文，如《论新时期十年的藏族地区文学》、《在改革和开放中更新文学观念》、《论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以及《从高原走向世界--西藏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今天看来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意义(我建议某些今天的西藏作家可以看看这些似乎已经过时了的文章，它们所提供的思考和回眸是有其独特份量的，因为那些曾经困扰过一代西藏文学人的问题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圆满地得到解决)。但是，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李佳俊文字中存在的那些明显的缺憾，有人说他的评论有"一味捧人"之嫌，虽然这种说法基于他的评论中确实少了些尖锐的气质，但今天从他的一系列过去评论的结集中，我还是看到了某种勇气和眼光，从而并不相信他真的只是惯于迎合和赞美。但他的评论中确实透露出的"钝气"和短处，可能既出于已如前述的评论者自身文化储备和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眼光的局限，也出于对刚刚举步的西藏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有意识的宽容和扶持的心态。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西藏包括文学在内的很多方西都在这种类似的"宽容"和扶持里，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无意识的趋于消极的扶持，实际上体现了评论家的某种失职，它只能导致扶持对象的反思、醒悟和自觉的珊珊迟来。这种基于善意的过失所带来的潜在的缺憾和不利，已经逐渐在缺乏后劲的西藏文学中呈现出来了。

    断想之三：创作与反馈的边缘状态-促进与局限
    这里所概括的"边缘状态"，主要是指西藏文学在创作心态和方式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反馈(包括专门的评论和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反响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某种边缘状态。
    勿庸置疑，首先，文学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整体上恢复了其较为正常的面貌和状态，即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前特定的崇高"政治教化"功能的迷信和光环下退居"社会生活言说体系"的二线，而更多地回溯追寻文学自身意义和价值，逐渐演化成为商品社会中诸多并立的整体上已复杂多元并高度扩散渗透和被广泛利用的(如在大众广告传媒和流行文化、商业文化产业中的潜在生存)谋生介世的一种方式。但本处所言的西藏文学的"边缘状态"，还有其它的内涵。
    总体上看，"西藏文学"创作领域自和平解放以来，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以汉语叙事的作品居多，这一方面根源于西藏社会进入的历史新时代，是一个汉语叙事逐渐占据主导的空间，同时，藏语文学本身因负荷过于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而不得不在叛离传统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逐步衰退和渐趋失语的境况(这种衰退和失语，既表现为藏语创作本身整体上缺乏进取革新，也表现在纯粹藏语文学读者面的日趋缩小之中)；另一方面，汉语文学创作自身蕴储丰厚，而且整体上从未真正断裂过的连续绵延的传统资源，以及根植其上、由来巳久、艰难卓绝地与时代同步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创作表达的日趋灵活、自由、多样和现当代信息的高负载量，客观上形成了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忽视的"比较优势"，与西藏现当代文化创建中的时代指向契合，加之当前汉语自身在世界文化圈中越来越广泛而强劲的影响，使创作者的汉语取向和阅读者的汉语取向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中的必然。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取向和态势，结合西藏社会整体现代文化层次的局限，一定意义上，使西藏文学呈现某种边缘化的状态。
    汉语叙事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自身蕴含的文化语境的特有殊异和在西藏普及掌握的深度差异，以及文学语言更加独具其源自不同民族历史生存体验的差异性与丰富性等原因，总体而言，相当长时间内遭到了本土人群比较广泛的冷落(这种冷漠与隔绝在早期比较明晰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阶段还是浅层的，到后来面对西藏部 分新小说创作则表现得更深一些，这也暗示了"西藏新小说"出现对于西藏现实发 展层次而言的某种无根性的突兀)，实际上至今相当多的在内地文坛获得影响和声誊，试图逐步走出新路的西藏文学作品(包括马丽华的散文、央珍的小说等)，由于在西藏被阅读的狭小范围和稀少的反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远隔西藏的风光和喧嚣，也许有的"西藏现代作家"本身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他们的作品在西藏获得理解和意义，也许有的正期盼在逐步到来的"未来时"中，他们被真正的西藏的读者们慢慢认识和领悟吧!
    实质上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偏颇、狭隘地归纠于"创作的汉语取向"，汉语创作 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某种必然，片面强调"藏族作家以藏族文化心态和价 值观用藏语进行创作"才是"真正的西藏文学"，不仅仅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封闭观念，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肯面对实际的"精神撒娇"。就文学"鉴证生存历史、抒 发深层人性"的独立价值和创作自由而言，单语、双语，乃至多语化，一方面体现了创作者主体创作方式的选择和借重(不论其出于无奈还是主动)；另一方面，一种或多种新的叙事语言和方式对西藏生存的介入，在创作主体高度自觉和深入反思的前提下，反而有可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所表达、剖析的主题并对包括藏语文学在内的西藏文学创作的发展、创新，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和推动。诚如才旺瑙乳和旺秀才丹在谈论藏族新诗创作的文章《藏诗：追寻和回归》 中指出的，"……是指使用汉文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 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互相 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位，使藏族文学作为 中华民族文学不可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宏大、更完整地走向世界。"在历史上，至少唐代就有个别藏族能写深亮的汉语古体诗，并在以后的西藏文学创作发展中留下了它一定的印迹；在今天，也有港澳台的作家借鉴英语文学形式和经验的创造对现代汉语叙事的丰富和发展，这方面，余光中是个代表。既然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我们就必须做更深入的考察。
    西藏文学的边缘状态，真正实质地表现在创作方式上对汉语创作未经理性认识、消化的表面消极依赖，创作心态上的某种复杂的外域化，而导致的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语深层叙事重大变迁"和开放交流中"地域文学本位自觉"的疏失上农现在对创作的反馈和共鸣更大程度上并不在西藏，而是来自域外的实际中；表现在文学创新中对于"可操作和不可操作"之缺乏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语言的选择并不象人们通常认识得那样简单，它至少在文学领域不仅仅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语言的海洋里沉淀翻腾着大量不同民族、不同阶段生存感性和理智关照所交织凝结的复杂因素，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的变迁，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内地现代汉语文学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从经典现实主义到虚构到随着对"现实本质"(商业社会符号体系中难以"完全无误"地再现的现实， "现实神话"的坍塌)的深入认识而出现某种"仿真"(后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 幻象化现实主义等等)式创作的态势，充分表明了现代汉语文学叙事的复杂性，这些并不都是靠表面化的消极依赖和技巧措鉴所能清楚、深刻地认识到的。上述重大而微妙的变迁有整个内地社会经济、文化"进行时"的发展(发展的基质及其深度、广度和速度)作背景，而起步迟缓的西藏现代文学在"跟风"式学习前进的同时，由于本土一批年青创作者(总体上都出生在和平解放以后，所受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充满了不同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冲击，更多的是作为西藏历史深刻变迁之后的审视者和继续发展的见证人)和部分来自区外的各族作家、文学人，严重缺乏对于西藏本土所提供的现实土壤在这种发展大背景下潜在差距的深层敏感；缺乏植根于西藏生存的充分自觉和现代反省；缺乏对可操作变换的语言和技巧背后，不可完全操作的西藏精神气质和生存维度的认识；缺乏在以汉语创作为主的定式中主动借鉴、弥补和深化本土生活体验及文化叙事内涵的有效尝试，不同程度上有用汉文化及其它民族文化心态和价值观进行创作和审视的倾向。并且期望提前在高山峻岭的地貌上"空中楼阁"式的、没有反思和批判地构筑起通向现代文学空间的高速捷径。这就不能不造成西藏的现当代文学创作上与本土表面的贴近和实质的疏离；造成创作中"外域化"和盲目预支"现代主义"的趋向；造成直接的反馈和共鸡(更多的反馈和共鸣的是臆想虚构图景背后，西藏在热切的"被看"的过程中异域文化心态的悸动)难以从域中寻觅；造成西藏当代文学整体在本土语境中始终悬浮其上的状态。可以说，这种缺乏理智自觉的创作，客观 上确实推动和缩短了西藏文学的近现代化进程，但也极大地局限了西藏文学本应具有的对于本土社会生活的意义，使西藏文学在缺乏本土理解的过程中倾向于边缘生 存的状态。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