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领域，意义的触角可能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和日常繁琐的事物之中。但当某种持久的影响把一些概念符号化，我们就会轻而易举沦陷其中，比如，嘎代才让，一个藏人，他如何在汉语语境中表达自己对符号和草根、宗教和灵魂的理解；如何分享和记录一个现代人的快乐，而又要聆听藏民族的诗神央金玛的歌声。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一种阅读体验，一个汉人对一个藏人的“误读”，一种永远也不能抵达的情怀。

　　　在阅读和触摸嘎代才让的文字时，我努力抛却私心和怀疑，妄图远离背景和内心的距离，对他来一次真正的进入。我失败了。我看到这样的文字：“二十年前我出生在青海，/二十年后我走在甘南的街上。//我的父亲、大舅大嫂都在甘南居住，/他们需求很少：/几根木柴和一堆火，还有关于西藏的一些情史。//夜晚，我守着灯光；/这预示我的忧郁/所以，我尝试过每一种死亡的样式。——《履 历》”

　　　这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对居住的意义。在嘎代才让那里，出走不再是一个面对陌生化的问题，它的存在已经明显成为藏族作者内心特有的表达需要和心灵痛感，这种痛感直接的体现就是：死亡。血缘和故乡已经在嘎代才让的骨子里根植成一种文化，离开它，生命和诗歌都难以生存。

　　　有关于藏族诗人的精神家园，另一个藏族人，才旺瑙乳写道：“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地提醒中。”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但可以看见的是，在当前一个大语言的环境下，嘎代才让或更多藏族诗人却固执的在一个区域性环境下生长，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对世界特殊的概括。这种对身边事物的驻守，一方面让他们缺乏和汉语诗歌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从阴暗憋闷的内部心理世界转向明晰敞亮的外部物质世界。至少，在嘎代才让的诗中，这种美学和诗学主张得到很大彰现。

　　　　草原。一个大的母体，孕育诗人以及他的诗歌，“静悄悄，草原的夜色很寂静/倾听梵音的最高目标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指点我来到菩萨的身边/拥有和平的感觉来擦亮自己的碑文。”在某个时刻，嘎代才让倾听着自己心灵，从内心的寂静抵达灵台，草原四周散发着一个人的悲悯。在嘎代才让的诗歌中，草原永远是产生主人和圣洁的大光明，永远勃发着少女般的冲动。

　　　行走。藏族似乎是一个永远行走的民族，他们用双脚去接触大地的灵感，甚至用毕生去拉萨朝圣。在酒泉，嘎代才让“不知道酒泉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酒泉这地方始终为自己的事情而匆匆赶路。”对诗人来说，行走是一次洗礼的过程，他思考着一些永恒的真理。而在八角城遗址，这种行走成了一种渴望，“现在，四周阒无一人/我来到这里/只能祈求：一对裸体拥抱的神。”表面世界巨大的欢娱，并没有让嘎代才让停止，他还在努力追求内心的圆满和功德，情感和时间在刹那变的摸棱两可，驳杂忧郁。

　　　　 作为出生在80年代的人，尽管身在边缘的甘南大草原，嘎代才让还是受到了大背景的冲击，当他从灵魂里走出来，面对乱七八糟的现代产物，他欣喜的发现了还值得尝试的东西“幽暗的灯光散落时候/一位都市少女正从窗外经过；/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神秘的夜色里穿行。”都市少女让嘎代才让蠢蠢欲动，难以自禁，抛却情色和性，其实更多的是他内心的不安：如何与现代的、完全不同文化下长起来的同龄人交往？

　　　嘎代才让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藏人。一个记者，一个酒徒，一个期待死亡的诗人。他始终追求一种高度，他的写作不是为永恒而操练，而是个体对世界做出反应的一种表达。在表达过程中，他的粗糙也把一些东西弄成了遗憾。

　　　首先是突围。如何走出前辈诗人对本民族的表达，争取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嘎代才让的难题。他必须毫无顾及的把自己抛在茫茫草原，体验现代藏人的心灵独白，当这种词汇的有限性和他的藏族身份有机结合起来时，他会更自在，更义无返顾。

　　　嘎代才让曾经不无忧虑的告诉我，自己的诗歌没有个性。除却上述原因外，汉藏两种文体的写作也给他带来难度，诗人，文艺评论家海杰就曾经说：“起码我难以界定藏文与汉语之间存在的表达的隔阂和困难。”嘎代才让过早对诗歌内部隐秘的切入，让这种文化间的交融更富有挑战性，怎样避免滑入语言的陷阱，也是这位年轻藏族诗人要考虑的。

　　　现在，嘎代才让坐在西宁的办公室里，面对着自己爱的甘南。他说，我想家了，我要回去。我，包括所有的瞩望者都看不清他的脸是怎样的沉郁，在祭祀的桑烟和美丽的格桑花中，嘎代才让蓝色的信仰流失于所有主人的手掌。但愿神灵能摸着他的头，让他握住光明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