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产生，文学语言的拓展，加上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为藏族文学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藏族文学家们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然而，这一切成果都离不开翻译。如果没有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翻译作品的问世，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藏族文学的辉煌，这个浅显的道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藏和平解放，随后旧的制度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这一变革给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焕然一新。一种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取代了一切。西藏的文学、西藏的翻译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就翻译而论，翻译的中心任务再也不是佛教经典著作，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内容的全方位的翻译，内容上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而文学翻译也开始着眼于中外近、现代世界优秀文学作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翻译事业，走在其它事业的前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翻译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西藏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在过去的50年中，出版了不少优秀文学译作，包括《水浒传》全套，《红楼梦》部分，《三国演义》部分等古典文学和毛泽东诗词集、天安门诗抄等当代诗作，还有80年代以后，《西藏文艺》上发表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区内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格桑花》作了节译，短篇小说《风马之耀》、《圆形日子》译文刊登。长篇叙事诗《黑痣英雄》译文刊载。青海《章恰尔》刊物上曾经设立专门栏目，发表三个译者翻译一首诗作的译文，这种举措值得敬佩。《山南文艺》也注意文学翻译事业，在这个刊物上，经常看到国内外优秀文学翻译作品。作为期刊，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藏译本。这些文学翻译的问世，西藏当代藏文作家们有幸看到世界文学大师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泰戈尔、莎士比亚、莫泊桑、契柯夫、马克吐温、都德、皮兰德娄的优秀作品，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西藏文艺》上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次仁老人的误会》、“央金白姆”老人》、《骨肉之情》等等。这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情节到人物，从叙述语言到对白，都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棱角。80年代初期班觉先生长篇小说《松耳石项珠》问世以后，1988年扎西班登的长篇小说《平民家庭的苦乐》，拉巴顿珠的长篇小说《变革》和扎东·旺多的长篇小说《扎苏府的秘闻》。这些作品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全套《水浒》为首的优秀名著的翻译，对当代藏族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四部长篇小说是以西藏生活为题材，书中表现的生活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看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时代感。《扎苏府的秘闻》、《松耳石项珠》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活泼流畅。而《平民家庭的苦乐》、《变革》人物形象丰满，生活真实可信。这是第一批当代藏族作家用藏文写藏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
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交通、科技、通讯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世界文化频繁交流，人们为创造人类共同的文化贡献力量，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翻译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翻译不能满足现有的成绩，应当向多学科、多语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作为整个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也应当改变过去那种自然的发展状态。当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系统翻译，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较大的成绩。一部《水浒》译作的出版，在藏族读者中，像《格萨尔》一样广泛流传。藏族当代文学语言尚未完全形成，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大量译介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途径。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以他的优秀诗篇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厚礼，其更大的贡献是奠基了俄国文学语言，为后来产生更多的俄国文学家开辟了道路。我们当今的藏族文学翻译，如果拥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译作，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