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挺起水晶的身躯呵
　　为我铺设金光闪耀的征程

　　  ——伊丹才让《母亲心授的歌》

　　天啊，我能向谁描述
　　双脚及内心的行程

　　——阿来《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在高原黄金的八月
　　想象驶出深长的峡谷
　　理智仍然沉默不语

　　——列美平措《八月》

　　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长期被汉语主流诗坛忽视而又未被少数民族文学界真正深入研究的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写作。（注1）与近20多年来汉语主流诗歌的驳杂纷乱不同，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在丰富多彩中表现出了相当共同的品质，呈现出一种浩荡的“朝圣之旅”的态势。也就是说，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写作，具有一种普遍的行进的展开方式，诗歌的展开过程，往往也就是诗歌主人公不断地克服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阻挠，朝向神圣的目的、神性的高度、辉煌之境前行的过程。（注2）

　　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朝圣之旅的第一步，是由伊丹才让为代表的第一代藏族诗人迈出的。伊丹才让先生1981年的长诗《母亲心授的歌》，就已经表现出由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颂歌，转向歌唱“本民族”母亲的变化，而完成于1985年7月的《通往大自在境界的津渡》（下文简称《大自在》）则更是奠定了当代藏族诗歌朝圣之旅的基本方向与模式。

　　《大自在》共分为迷惘、问路、觉醒、决心四个部分，很显然这是一种觉醒的历程，但是它既不像归来者诗歌那样，通过过去人生的回顾、反思，重新架起那已坍塌了的人民、个人、党、祖国之间的桥梁；也不像觉醒的青年一代那样，走向个体、走向西方。在藏族诗人这里，这是个人的觉醒，但却是作为民族（注3）代言人与民族本身的共构共时的双重觉醒。这种“民族”的觉醒不是走向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构，而是走向藏族的民族主体精神的重构。并且这种民族主体的建构，并不是单纯心路历程性的，而是与诗歌主人公在阔大空间中的行旅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大自在》中，这个空间的藏域色彩不是非常突出，但在大多数新老藏族诗人的写作中，诗歌主人公所跋涉的神圣的山水，就是西藏、圣域、拉萨、高原、大草原、雪山、布达拉宫、塔尔寺、那木措、三部四茹六冈胜迹（注4）。脚步、心灵，朝着神圣的目标、辉煌的境界前行。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西藏”在当代文化书写中的位置：它就由过去风光性的被动的存在、祖国万里山河的有机组成部分，变成了自在的地理－文化－心灵空间。正是在这样一块自在的高原空间中，神圣的藏民族的朝圣之旅就展开了。

　　转型期藏诗汉语诗歌还有另一重重要的品质——隐秘的诗情。隐秘的诗情不同于朦胧、含蓄，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语意的含蓄、朦胧，而指向更高的艺术境界。这个境界，要求超越当下的拘泥，拒绝将诗歌变成功利性的手段，但又不是所谓纯粹的艺术高远的飘渺；隐秘诗情的语言，既是自由、飞扬、摆脱成规束缚的、直奔诗性的自在之境，但同时诗性的锋芒又穿透现实，切割着现实的痛楚、刺穿生存的虚伪。我们在多多文革时期的诗歌、周伦佑《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事件·停电》那里都可以发现隐秘诗情的品质。对于汉族诗人来说，隐秘的诗情是“言于不言间”的语言诗性追求和现实政治环境压力双重束缚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诗性隐喻”和“政治隐喻”的化合、结晶；而在藏族诗人这里，隐秘诗情品质的生成与塑形，除了相同的语言诗性的要求外，还多了一重藏传佛教文化的因素，另外它所具有的现实冲击性，又具有了文化冲突的性质。

　　虽然伊丹才让（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还远不具备隐秘诗情所要求的语言诗性的结晶性，但的确已经初步孕育了藏族诗歌隐秘诗情的胚胎。

　　众所周知，写于新时期初的许多文学作品，大都涉及到一个黑暗的对象，正是过去的黑暗与愚昧，照亮了今天的光明与觉醒；同样“终于从昼夜的交错线上起步”（《大自在》）的朝圣之旅，似乎也有着一个黑暗的过去。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将这黑暗视为林彪、“四人帮”、文革或极左路线。然而，至少在《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所选的八首诗中，伊丹才让从未这样直接指称，而用的是“又黑又浓的迷雾”、“ 恶狼扑食般狂暴的风雪”、“迷天的大雾”等形象的说法。不错这当然是诗歌形象化的艺术要求，但这决不仅仅是对同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黑暗他者的形象化的表达，而是包含了不同民族间的他者与自我的冲突性关系的隐喻——

　　“难道我江河源头甘甜的奶茶，还要/从北溟汲取苦肠涩腹的海水调煮？！……母亲双手举过头顶的儿子，/为什么要趴在他人的脚下匍匐?！”（《通向大自在境界的津渡》）

　　老一辈诗人开创了民族朝圣的诗歌空间，激发了大批后来者的效仿与跟随，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藏族诗坛，出现了某种集体的“托物言志”性的藏族抒情。许多诗人通过对藏区的大地、山河的书写，来寄寓对西藏、藏地、藏族、藏文化的热爱之情。总体来说，这类诗歌内涵较为明确，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性质，而且由于情感较为外露，（有的甚至接近激愤的直吼，如多杰群增先生的《雅鲁藏布》）内容较为单一，艺术水准也相对较低。相较之下，同类诗歌中阿来的《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以下简称《周岁》）则就要成功得多了。

　　这是一首“成长诗歌”，但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成长，也不是简单的个体由迷惘走向族群认同的成长史。这里并没有一个现成、神圣的民族空间等待着主人公跋涉，也没有一个已然存在的民族等待着个体的皈依，相反，在这里成长的不仅是“三十而立”的诗歌主人公，而且还有整个山河和整个民族。全诗以行进感为总体节奏，将个人漫游、个体成长史、民族大地生成史、民族诞生史，处理为四重结构，相互叠加明暗互映共时延展。最终迷惘的个体和散落的人们，终于苏醒、重生，集结成“我们”；而孤寂的若尔盖大草原也化为欢歌的海洋，乳汁流淌的天堂！民族，一个完完整整的民族，就这样辉煌地诞生了。

　　无疑《周岁》的艺术水准，已远远超越伊丹才让等前辈，它进一步恢宏了藏族诗歌的民族抒情性，增加了朝圣之旅的结构复杂性。然而，阿来先生并没有特别强调民族认同的特定族群的归属性，而且这里的民族再生和皈依，也几乎没有对象性的他者的指向，这样，隐秘的反抗意蕴就被大大减弱，从而帮助诗歌具有了更为恢宏而高贵的气度。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把《周岁》看作是过去诗歌时代辉煌的结束。因为它仍然没有突破以往诗歌的传统，它的主题还是一般的民族抒情，诗中的主导性内容元素仍然是传统的大地母亲、大地与人民，诗歌主人公仍然是由山河走进人民，与山河、人民共融化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周岁》中的诗歌主人公虽然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的外在面貌，但在深层处仍然缺少足够强度的个体特性与民族认同和民族代言人之间的张力关系。另外，虽然《周岁》赋予了藏族诗歌更为恢宏、高贵的气势，但其诗意深层指向的单纯性、非反抗性，却使得它好像比《大自在》还缺少隐秘诗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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