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那么作为以族群认同、民族主体性建构为追求的藏族诗歌就更不可能是纯粹的。早在起步阶段，藏诗民族主体性的诉求，自在的地理－文化－心灵空间的建构，就与“祖国”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伊丹才让《母亲心授的歌》，从头到尾看不到这块母亲的土地与中国的任何关系，她纯粹是以自在的身份，耸立于“高擎起蓝天的地方”；而丹真贡布的《春愿》里的祖国，也让人感到好像也是指那“三部四茹古老的土地”。但是我们并不能轻易断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深情地歌唱过社会主义祖国的老诗人们，就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初的歌咏。或许，他们既是在争取“民族”的尊严，同时又是在提醒祖国——中国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诲：
想起长白山的虎啸，胸中的尊严像海潮回升，/看见西双版纳的大象，脚下的群山也列阵走动，/猛听得蒙古草原上纵蹄的野马嘶鸣声陡起，/我心中的冈底斯雪狮昂扬起抖落云露的绿鬃！//风调雨顺的季节，天地沧桑最爱听鼓乐齐鸣！//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子子孙孙的心屏！(伊丹才让，《鼓乐——历史的教诲》)
老一代诗人在藏域高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走到新旧世纪之交时，这块“神奇的土地”、“雪域高原”、“信仰的天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就已被绘制成了“一幅辽阔而壮丽的地图——绛红色的地图”，（注8）“镜头下的国土与人民”（注9）。在这样的地图中，在这样的焦距下，西藏，一个大西藏、独立西藏的文化－心理版图，就赫然在目！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首先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不是藏族文化的自然产物，更不是藏族诗人们自觉、有预谋地运用诗歌来争取西藏独立，制造国家分裂，而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意识反映和活动。姑且不论所谓“民族－山河”一体观念早已有之，仅以转型期藏族诗人所直接继承的民族话语的当代遗产来说就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国家不同地区的联系、强化国家的整体性、建构高度统一完整的中华民族，国家力量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上不断地向边疆地区挺进、强化，另一方面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既热衷于表现与特定的民族－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又不断地将这些民族地区建构为祖国的美丽边疆，将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家乡，一起纳入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因此当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族群开始脱离高强度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意识的束缚、寻求民族自我主体意识时，他们会很自然、本能地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独特的民族－地理空间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注10）这在逻辑上，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建构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前者教会了后者）而且也是对文革和文革前过度的国家民族政治控制的合法性的抗争。这与“伤痕文学”控诉、反思文革，与“先锋小说”追求叙事对意义的摆脱等一样，都是自然而合法的。因此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藏族诗人自觉、主动地试图通过诗歌来争取西藏的独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诗人并非做如是想，即便那些有此想法的诗人，在一开始创作时，也未必就有明确的分裂意识。
其次，在我们今天来看，藏族诗歌与国家认同有相当的紧张关系，但这种看法也不是都来自他们诗歌文本本身，而是与人们的解读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直都比较强调民族特色，人们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作家的民族身份出发，去进行评论，所以，藏族诗人的民族性，就可能会被放大。而相反，对于汉族作家的作品，哪怕其文化异质色彩已经相当强了，人们也不会把它们视为“少数民族”的，非汉族的。人们对昌耀的《慈航》、杨炼的《西藏》（组诗）和《诺日朗》的解读就是如此。
第三，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回避转型期藏族诗歌的民族主体性塑造之与国家认同的撕裂性。这种撕裂性是建立在藏族的整体异质性之基础上的，其中隐含了这样一种看法：似乎现在西藏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内地、汉人，压抑了西藏、藏族，如果他们能摆脱这种异族的压迫，就能够迎来西藏光辉灿烂的明天。然而，这种前提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所谓藏族的整体性、同质性，尽管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性，但在根本上是被建构的，而非天然客观的。它既建构于同外部（汉族、内地、中国）的不一致性、差异性、甚至反抗性，同是也是建构于对“内部”的异质性成份的抑制。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当然往往是变相地注意到或有意识地忽略）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则既没有注意到，也被无意识地忽略。其实，转型期藏族诗歌所表现出的同中之异，就不仅是因为诗人艺术个性的差异，更与不同诗人对藏族文化、汉族文化、藏汉关系、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等的不同定位密切相关；而这一切又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识层面相互连接，彼此互动。
例如列美平措在圣地之旅的途中，之所以始终坚持着不停的行走，不愿意一劳永逸地加入、皈依，或许是因为他拥有看似虚无但却可能是不无清醒且与佛教精神不无相通的生命观。（注11）而旺秀才丹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藏人文化网”和藏族书籍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来弘扬藏族文化，但他具有这样的性格：“直指内心与实质的思考判断能力和随和、低调的处世方式的交融；磊落、健康的心理世界；相信一切都是可以沟通并达到理解的开放心态。”（注12）这种开放、达观的心态，当然不只是简单的个人理想、价值的选择，它具有藏族与汉族、西藏与国家、族群与个体更富弹性关系建构的功能。这是强烈、封闭的藏族本位观所不具备的。
即便是在拥有强烈民族本位观的作家那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例如伊丹才让和唯色这两个旗帜性的诗人，（注13）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就不一致。在伊丹才让那里，民族意识的生成，既是藏族文化本位认同的结果，又是通过对藏族文化最重要的品质——宗教信仰——的背弃为起步的。《大自在》中那阻挡诗人前行的“烟瘴”、“冰谷”，那诗人不惜冒犯的“荆棘丛生的云雾”，恰恰也喻指藏传佛教。诗人不愿意像他同族的那些俗人一样，在烟雾迷茫的顶礼膜拜间，麻痹自己、遗忘自己，他要选择行动，在行动中让自己、父辈的传统、民族得以重生。而伊丹才让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显然与他所受的多年的革命教育与熏陶有关，这从他（以及与他同辈的诗人）对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的学习就不难看出。（注14）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而是通过“政治抒情”的学习，将革命话语的觉悟性、战斗性引入进来，以克服佛教的平和、顺从、逃世的思想。
与伊丹才让通过背离宗教信仰的沉迷来擎起民族大旗的作法不同，唯色则是高高举起信仰的旗帜，鼓舞着族人跟在宗教领袖的身后前行。当然，简单的思维会想当然地将此解释为，这说明刚起步的藏族本位抒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她不得不借用他人的语言，而到了唯色这里，藏民族意识的成熟与发展，使得西藏抒情真正摆脱了他人的束缚，从而找到了自己话语方式。
然而，情况决非如此简单，新时期以来少数族裔民族意识由复苏到高涨，绝对不是一个中性、客观自然的现象，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情况。（注15）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拟人化的生命，由弱小到强壮的自然成长史。（上世纪）80年代初藏族同胞对于藏传佛教有不同的看法，当下依然如此，而且或许更加强烈。藏人文化网专门就藏传佛教与藏文化的关系进行过讨论，讨论中不少人“基于明确的民族主义觉悟和诉求，反对把藏传佛教视为西藏民族文化的核心”。（注16）而才旺瑙乳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佛教带给我们的是智慧，是心灵的充实和快乐。人生短暂，那些争强斗杀，胜利虚荣，毁掉的是我们的善根，也就是人性。人生的目标是幸福，简单地说也就是快乐。”（注17）
因此，唯色的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精神一体性的书写，就不是民族意识的自然发展，而是在进行藏族内部的文化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在她自己那里，就造成了“民族血缘”不纯的认知与恐惧，她通过勇敢的行动、藏族旗帜的高擎，来克服这种恐惧。（注18）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浴火重生的行为，既有血统论、种族主义之嫌，而且恰恰也与林道静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方式相一致。虽然我并不懂佛教，更不懂藏传佛教，但可以肯定的是，血统论、种族纯粹主义，绝对与普渡众生、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教精神相违背。这种行为是否改造了藏传佛教，我不清楚，但它却首先对诗人自身的文化多样性施行了强制性整合。就诗歌创作而言，这种整合一方面，带来了唯色诗歌的独特的张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诗歌的破碎。唯色由诗歌写作转向散文创作，虽然直接的动机是想为藏族多做一些更为实际的工作，但或许也是她日益强烈、单一的民族认同，窒息了诗歌的生命。（注19）
唯色同意我对她的诗歌破碎性的发现，但是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个体审美者与宗教徒之间的紧张”，“而是一个个体审美者和宗教徒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紧张。……个体审美者……反倒促使我转向为宗教徒。我深深地迷醉于藏传佛教强烈的美感之中”。（注20）然而，经由对藏传佛教美感的强烈迷醉，转向民族斗士，仍然是由美的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冲击的战场。其结果虽然不必然完全排除美，但与侧重于美之本位性的追求、与佛教幽玄、静谧的美感是相背的，却与文革的革命皈依性的排斥性是相通的。所以，作为红小兵一代的唯色，为藏族诗歌移入了领袖与群众的跋涉模式，也就不奇怪了。然而，纯粹性的追求，不只关系到一个人是否纯粹、能否写诗、能否发言的问题，而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扩展无限延伸的危险问题。
2004年5月唯色以德格娃的网名向藏人文化网转贴了一个海外藏人达娃的文章，《母语与民族文化：一位海外藏人评说藏人文化网 》。文章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聊胜于无的网站，“如果将其奢望成为扮演‘雪中送炭’宏扬西藏文化或传承西藏精神的舞台，实在是过于迂腐的观念。”这不仅是因为在现在中国的环境下，网站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真实，不可能如网站的主办者所宣称的那样与政治无涉，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用中文办的藏族文化网站，不用自己的母语发言，怎么能够弘扬藏族文化呢？
文章引发了网站主办者之一阿里狼客（旺秀才丹）相当敏感而激烈的反映。他感到相当委屈，本来是不计名利地想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事，但现在却不被人承认，甚至被视为“是使用中文写作或表演的人”。很快达娃的帖子和阿里狼客的回应在藏人文化网上掀起了热烈的反响，许多网友先后参加进来讨论，形成了一个历时两年（2004年5月22号到2006年8月3号）长达24个网页13万字左右的激辩。讨论前大半段的主题是汉语能否张扬藏族文化，但其实却立即指向了更为激烈、实际的问题：不会说藏语而只会说汉语的人，能不能、有没有资格代表藏族人发言？究竟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但却始终生长在西藏的牧人能代表藏族，还是一个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说的藏人？“一个真正的西藏人的条件是什么?（地域、血统？）”究竟谁有资格代表藏族人发言，是海外藏人，还是留在西藏的人？谁对西藏有真正的贡献，是海外藏人还是国内藏人？……
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在争夺话语权，而且是在划分“阶级阵线”、争辩谁是西藏的真正主人了。今天由于国家强制力的约束，这种族群内部的冲突，还只局限于思想观念及小范围中，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天西藏真的从中国独立了出去，那么将会出现多么惨烈的民族清算呀。就血缘的纯粹性来说，唯色等少部分人或许可以以民族斗士的身份，逃脱清算，而绝大部分的一般混血藏民或藏族作家（注21），恐怕都难以逃脱。如果海归派藏人掌握了权力，那么本土藏人将要沦为二等公民，反之亦然。而纯粹性的清算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以下可能：旧贵族对翻身农奴的清算，操藏语的藏族对操汉语的藏族的清算，胜利者对藏奸的清算，跟随海外班禅对国内班禅跟随者的清算，反之亦然。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真不敢想象！然而，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清醒，还是一如既往地为纯粹而神圣的民族文化而奋斗，笼统地去谈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回归，一味地追求文化或血缘的纯粹性、一味傲慢地将儒家文化、汉文化视为中国唯一的传统和主导文化，那么很可能这一切清算还没有机会在西藏发生，各种激进的文化纯粹论、血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诉求，就已经将中国巴尔干化，使各族人民陷入到种族仇杀的血海之中！
这绝对不是藏族诗人们所欲求的。但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是不以我们美好的愿望而转移的。最后我想以一首藏族青年诗人的诗结束本文：
孤独的地球
阿顿·华多太
总该忘记这个美丽的使命/宇宙也总该有个能摸得着/而且会发出声音的墙壁似的尽头/有些人已捧着飞碟的脚印/有些人还跟在动物的背后行走/可外国人的相机总是死死地/对一些最原始最破陋的东西/觅寻他们的祖源在我的身上/在我们身上 在我年迈的祖母身上/我在失落中发觉孤独的地球/来吧！干杯！孤独的地球/我们都是无怨的不幸者/我们只能醉一会儿 哪怕是/一瞬间 像一个细胞的繁殖/你也是找不回的死去的亲友/你只能道貌岸然地想 坐以待毙/别的 什么也做不到/我不相信你里面是地质岩浆/我怕你发疯 患神经病或心理变态/我认为你的胎盘上生长火药/谁也不给你怀孕的腹部动手术/有朝一日你山崩地裂/会成为宇宙人最理想的摄影角色/来吧！ 干杯！ 孤独的地球/我们只能醉一会儿/你的手在哪儿 在哪儿/来吧！来吧！孤独的地球
二零零七年四月一稿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