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藏族作家长篇小说中的歌谣还具有隐喻地表达主题的功能。藏族作家受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比较普遍地利用歌谣构造出“小说系统”的意境体系，从而创造出一种歌谣小说体。歌谣在这种民族特色鲜明的文体中承担隐喻地表达主题的功能。更直接地说，就是歌谣赋予了小说抒情能力、隐喻能力和意境。例如，《格桑梅朵》的第二十一章“青山处处埋忠骨”和第二十二章“到日光城”是全书的尾声，其中第二十二章收录的歌谣在主题上是颂歌、赞歌和喜悦的豪歌的延续，特别是让娜真和边巴重唱《格桑梅朵啦》，既是首尾照应，也是对新生活的礼赞。在具体情节的烘托下，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同一首歌谣所创造的不同意境：“格桑梅朵”这几句歌谣在开头吟唱时创造的是忧伤、期待的情绪氛围，而在结尾时则是放声高歌的礼赞。所以在“格桑梅朵”后加了“啦”字，这是藏语表达亲切的一种习惯。歌谣的再次出现也蕴含了作品的主题：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了西藏人民，娜真和边巴在投身社会解放的事业中获得了新生，实现了美好的人生愿望，幸福之花格桑梅朵盛开了，藏族人民拥有了吉祥的时光。另外还录入了解放军的军歌，突出了英雄主题和对解放军的颂扬。
多杰才旦的《又一个早晨》中的一些歌谣也具有隐喻地表达主题的功能。例如，第三章里出现了两句歌谣，也是全书第一次出现歌谣：“谁希罕神话中的天堂/谁不恋现实中的乐园?”这两句歌谣是仁青坎卓绞尽脑汁写给永藏卓玛的情书的开头两句，尽管这种设计流露出过分巧妙的痕迹，但对于说话习惯用比兴、理喻的藏族人来说，又在情理之中。作品在如此巧妙的借用中实现了主题的隐喻表达，可谓巧夺天工之笔。用这两句歌谣来批判左倾思潮盛行的那个时代所制造的虚伪的生活，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等于说了一句：“谁不厌恶没有温饱的空洞幻想的所谓‘社会主义'天堂”。歌谣传达了20世纪70年代人心思变的社会动向，预示了新的社会变革即将开启。作品中描写有人把它作为“含蓄隐晦的反动‘预言'”加以追查，恰恰表达了对“文革”那个时代的嘲讽、批判和否定。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抓住了文学是人学这一主导思想，创造了浓郁的高原风俗民情图画，化政治大事于生活琐事中，始终把焦点对准人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巧借歌谣的理喻功能，点铁成金，使平凡的生活事件升华为传达政治主题的意境。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出现婚庆的场面，却录入了一首很古老的婚庆礼歌的开头部分：“打扮吧!姑娘/这是一生成人的开始/一切都要应喜/打扮得要像孔雀那样美丽……”这在结构上形成了与开头“情书歌谣”的呼应，预示了美好生活的到来。从写情书受追查到放声高唱婚庆礼歌，这既是对仁青坎卓和永藏卓玛爱情故事的暗示交代，也隐喻了时代的转变，延伸了作品的结构空间。两首前后照应的歌谣不仅是穿起生活故事的“针头”和“线尾”，也隐喻地表达人民对“文革”时代的不满和对那个时代种种错误做法终于开始结束的喜悦与欢庆。如果说作品开头的“情书歌谣”隐含着人民的务实天性和觉醒抗争，那么，结尾的“婚庆礼歌”则表明：人民群众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开创出了新的局面，他们对未来充满激情，就像人生经历新婚一样无比喜悦和激动。但是，作品提供的现实生活并没有真实的婚庆场面，这种歌谣与现实生活的不对接情况，恰恰说明真正的现实生活还很严酷，人们还没有获得那种大团圆式的喜庆的好时光，只是看见了黎明的曙光，听见了雄鸡报晓的歌唱。这与作品描写的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青海草原上的藏族牧民“在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引导下，迎来了第二次解放”⑨的主题是一致的。
六
藏族作家长篇小说中的歌谣也是一种诗意的抒情，大量歌谣为作品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意境，因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富有诗意的抒情小说。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土地。这不仅是因为她自然风貌的独特，还在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别具一格。主要是受古老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那种宗教氛围。从本质上说，那种对来世的虔诚与执着，是富有理想色彩的，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一种虚幻的纯粹精神的美好境界。藏族人的这种宗教气质和宗教意识，带给他们情感的、体验式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超越现实的幻想能力，因此他们天生具有诗意抒情的优越品质。正如有人所论：“藏族是一个诗的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哲学和诗，不但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也是他们生活和思维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⑩当叙事的小说文本中渗入大量抒情的歌谣，必然创造出浪漫主义的诗意抒情境界，这是由歌谣具有的抒情和理喻的诗性特质决定的。比如，益希单增的《菩萨的圣地》第十八章结尾部分两次录用完全一样的几句歌谣：“梦想升起来之前多么清冷/追求到来时分多么苦寒/啊!菩萨，请把我送到高高的山顶/去享受离开红尘后太阳的温暖!……”如此凄楚的歌谣，是苦难灵魂的呼唤，是对“文革”给西藏社会和藏族同胞造成的灾难处境的强烈控诉!这种强烈的感情已经无法用正常的叙述和描写来表达，只能用最情绪化的诗意化了的歌谣来传达。在歌谣第一次出现后，作者已抑止不住自己的情感，写下一段倾向鲜明的话：“歌声的音调凄苦、悲凉，好似被欺压和被蹂躏的人在低声沉吟一样，如果不受感动除非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情感和痛苦。索纳岗钦听得实切，听得悲伤，听得心碎，他没法儿忍住，泪水盈眶。他沉重地叹息，向前走去，不愿让人看到他的样子。”这既是对诗意抒情的解说，也是对作品主题和人物性格的阐发。为了加强这种诗意抒情的感染力，作者进一步对青藏高原上的山水做了富有神秘色彩和充满象征意义的描绘，让大山崩塌，让甘甜的湖水变苦。这种天地与人同悲的浪漫抒情描写，创造出了情景交融、感人至深的意境。作品又以复沓手法第二次推出这几句歌谣，把抒情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歌谣不仅富有抒情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们往往也富有哲理，具有象征意义。当这样的歌谣出现在小说中，与故事和描写结合起来，就能无限扩展故事的隐喻空间，创造出蕴含深刻的诗意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两次出现“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这样几句歌谣，它简直就像预言一样预示着故事的悲剧结局，同时也从土司的儿子的角度，传达出对社会变革的无奈的感伤，对旧有的“美玉”般的生活方式的无限留恋和对未来的迷茫，甚至有几分恐慌。小说在第十一章“42关于未来”中对这种心理做了进一步描写：“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尘埃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是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小说借被土司及其社会体制看成是“傻子”、其实是很聪慧的人之口，说出这几句话，就作者阿来而言，是回到历史，回到人物本身，就故事而言，则预示了西藏社会全新的未来。这样，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描写和富有哲理的抒情歌谣相互照应，形成了一个有魅力的艺术整体。
藏族作家在长篇小说中大量录入歌谣，实际上就是把抒情的诗意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形式顺其自然地转化为艺术，因而创造出兼有诗意抒情和叙事两种功能的小说模式。这既是对本民族现实生活的深度反映，也是民族审美天性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藏族作家最有天赋，创造出新颖的集音乐旋律与故事阅读于一身的抒情小说。
注释：
①②③莫福山：《藏族文学》第84、90、163页，巴蜀书社2003年6月版。
④降边嘉措：《〈格萨尔〉的历史命运》，《格萨尔研究集刊》（第一集）第2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第6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⑥范稳：《水乳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见作者像旁边文字说明。
⑦东嗄?洛桑赤列：《吐蕃史演义?跋》，丹珠昂奔：《吐蕃史演义》第33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⑧丹珠昂奔：《吐蕃史演义》，见“内容简介”。
⑨多杰才旦：《又一个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见“内容说明”。
⑩谢昌余：《诗的民族，诗的文学（代序）》，雪犁主编：《中国当代藏族作家优秀作品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