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历史上，从吐弥桑布扎创制新文字并翻译部分佛教经典上溯至聂赤赞普甚至以前，藏族社会一直是信仰原始苯教。直到现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苯教的痕迹。比如我小时候也常常看见老人们用艾蒿、柏叶、松枝煨桑，认为圣洁的桑烟可以净化一切。还有人们仍然相信山神、帐篷神的存在等等。从这些出发，苯教就间接影响了藏族人民许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对物的神化和崇拜的苯教特征，使得藏族人民产生对万物的敬畏心理，在行动上就是不伤害神山上的的一草一木，不伤害无辜的生命，对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怀着感恩的心情。用现代人通俗的评价标准来说就是自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在性格上的影响就是知恩图报，谨行诚信，温顺等。佛教进入藏区以后，逐渐和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并且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和指导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宗教仪轨、术语随着政治统治的深入为全体人民所熟悉，直至全民信教。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影响。在过去的藏族地区，只有寺庙时传授知识的场所，只有僧人掌握着“十明之学”的文化知识，这更使所有文化知识都沾上了宗教的色彩。藏医学中的解剖学就是在天葬仪式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藏族寺庙里的壁画和唐卡上也画着藏族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肖像。所以我说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的。在藏族文学中，宗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解放前的藏族作家文学中，作家在生活中都是僧侣，而在民间作品中，几乎每篇都渗入了宗教的主题和观念。
    
     意识形态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来支持。我们定义藏族文化不能忽视这个基础性的因素。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有山地、湖泊、湿地和草原，但因为海拔高，不管哪种地形的自然条件都非常恶劣，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地方。人们居住和生产的地方主要是山地和草原。山地为农区，以种植大麦、豌豆、土豆等杂粮为主；草原为牧区，以游牧牦牛、马、羊为主。长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使藏族人民变得坚强、粗犷、勤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是基础和必然的。广袤的土地，杂粮和畜牧的生产和简单加工使藏区农业技术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小，人民体格健壮。而在文学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意向，如糌粑、牦牛、羊等常常出现在比喻和寓言中，在风格上也朴实粗犷。
    
     从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与周围的邻邦联系非常紧密：东北是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是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北部；南是尼泊尔；还有南诏、四川等地。他们之间除了广泛的物质产品交换。还有思想、技艺等文化的交流。政治制度、医学、建筑，包括文学的素材和创作手法等都受到了很多异域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定义中说藏族文化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
     
     当然，作为受过汉文化熏陶的藏族作家，作为用汉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中肯定加入了汉语的思维和叙述的习惯，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去除的。这就是这些作品与藏语文学作品的不同，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放在汉语文本上，就要明确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当代藏族文学的全部，而是其中没有语言障碍，由作家创作的，因此易于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其表现主题的文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鼓励下，藏族与兄弟民族、藏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得到体现。但是，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当代中国55年的社会发展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猛然出现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未觉醒、初显、深入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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