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未觉醒阶段
在55年的中国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时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有近30年。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界是寂静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甚至是空缺的。有人总结说：“建国以后，藏族新文学除诗歌创作外，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呈现空白，这和藏族悠久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传统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作品都是建国后十七年藏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比如饶阶巴桑、擦珠?阿旺罗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但是在这些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或者形式化的歌颂，除了少量的作品中用“草原”、“西藏”等直接的比喻和歌颂告诉人们这些诗歌与少数民族，与藏族有关，读者根本不可能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藏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基调与当时全中国的文学潮流是相一致的。这些藏族诗人大多在解放前后才正式接触到汉族文学，并迅速融入了当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特定条件中。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汉族文学的模仿，创作意识中还没有藏族文化身份的意识。
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刚刚接触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汉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与汉族作家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本民族的意向，也涉及本民族的生活，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创作的题材和当时的汉族作家没有区别。比如描写草原上解放了的牧民放牧着合作社的牛羊（饶阶巴桑《牧人的还乡》）；描写汽车开进了西藏，作者展望未来，希望公路布满西藏，铁路修到西藏（擦珠·阿旺罗桑《欢迎汽车之歌》）。有人总结当时的少数民族创作情况说：“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