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一些评论家在看完《水乳大地》后，认为这只是我的一种理想，是我某种“拔高”，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那边的生活现实。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峡谷中，民族、宗教，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与信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祥和，在今天的阳光下，已经显得平静、自然、和谐。没有谁去诋毁别人的宗教，也没有谁愿意为宗教而战。在每个多种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多种宗教相互交织的村庄里，我看到的是村民们相互间的宽容与尊重。我以为，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智慧，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启示录，尽管他们为此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曾经数次穿越澜沧江大峡谷，进出盐井。作为一个汉族人，作为一个没有信仰背景的人，你必须去体验体验人家的生活方式，人家的文化背景。我经常一人在藏区的村庄里一呆就是十天半月的，除了在火塘边倾听藏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外，还感受到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有一次我被泥石流阻挡在峡谷里出不来，最后跟随一队马帮翻越了无数的还在流淌的泥石流堆，冒险逃了出来。2001年我独自一人到盐井的教堂生活了一段时间，和教堂的神父、修女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在教堂里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赢得她们的信任和帮助，参加教民们每日早晚的弥撒，体验一个有信仰的普通藏民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情感。对于藏传佛教徒，我随他们一同去神山朝圣，在漫长的朝圣路上捕捉他们对雪山的感情，他们对待自然与神灵的精神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的书本都不能教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作家绝对凭空想像不出来的。“在现场”的感觉和“想像”现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坚持这样的文学立场：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行走是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和不可遏制的颓废萎靡，学习是一个汉族人在多民族地区深入生活时必须采取的姿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藏区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尤其是像藏族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宗教文化的民族地区，当你走在它广袤的大地上时，你就像走进了一间巨大的课堂。因为无论是面对高耸的雪山、深切的峡谷、广阔的草原、苍茫的森林；还是置身于古老的寺庙、古朴的村庄、歌舞的海洋、神秘的教堂，你都会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没有文化。
于是只剩下一个选择：虚心地向藏民族文化学习。过去我认为一个汉族作家是无法写民族地区的小说的，写点小散文、游记之类的玩意儿还可以。因为你骨子流淌的不是人家的血脉，你没有人家的民族文化背景。可是多次地在藏区流连忘返以后，我发现，文化背景的东西是可以学习、感悟的。就像我在作品中借一个人物的话说的那样：“你得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眼前的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我们国家有丰富的藏学研究成果可以运用，有那样多优秀的藏族作家写出的作品可以借鉴，一个汉族人完全可以写出很地道的藏地小说。这不仅仅是在接受一种挑战，而是在学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年来我喜欢在藏区走村串户的感觉，我喜欢骑马漫游在滇藏茶马古道、高山峡谷中的浪漫情调，我甚至喜欢睡睡袋、在藏族人的火塘边一夜宿醉到天亮的感受。我总是渴望去远方寻找新的刺激与灵感，我渴望和有信仰的人找到共同的归宿。
这几年粗略估计为写这部书我大约在藏区跑了十万多公里的路，除了阿里地区还没有去过外，西藏的其他地区都跑遍了，尤其是藏东一带。我的旅行方式从乘飞机、火车、汽车到骑马、走路；我在藏区拍了近万张图片，记录下我在藏区看到的一切民风民俗和有文化特色的东西；我还阅读了约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包括两个民族(藏族、纳西族)的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书，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文化的书，以及外国来华传教士的史料和有关书籍。
我现在仍然认为，以四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就像上了一次大学一样，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人的一生中有些阶段是命运的重要转折期，上大学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人生转折点，而静下心来向一个民族学习，则是一个作家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折，至少对我是这样的。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选定了一个专业。我认为我一生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了解得比较多一些，尽量专业一些，已相当于修了第二个学位。这样的想法让我充满了干劲。
每个到过云南的文化人，都感叹云南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资源，可惜这个资源多年来却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最近五六年我才明白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的优势就在于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追逐文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学潮流。
《尘埃落定》是我所看到的新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水乳大地》虽然也是反映藏区题材的小说，但和《尘埃落定》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的地方。《尘埃落定》是“一则政治寓言”(阿来语)，《水乳大地》则讲述的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我以为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阿来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又具有深厚的藏民族文化背景，因此他能在《尘埃落定》里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诠释得举重若轻，空灵飘逸，我相信这是令许多中国作家羡慕不已的。汉族作家在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时，要么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隔靴骚痒，仅仅是满足于民风民俗的简单展示；要么被陌生的异域文化所压垮，作品里铺排出来的民族特色令我们感到沉重而枯燥，而不是新颖又绚丽。阿来的《尘埃落定》可以说给所有有志于写民族题材作品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
我想大家将《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相比较，一是因为它们都是写西藏题材的书，二是由于两本书个故事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看看现在的作品，有多少不是在重复某一种类型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呢？它们都超不出一个稍微有阅历的人的想象。第三，我想《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人们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新视角——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信仰在那片土地的形态和重要地位。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为土司封建制度唱一曲优美动人的挽歌的话，《水乳大地》则是描绘了汉藏接合部丰富多元、姿态各异的民族文化形态。此外，在时间跨度、语言风格、表现内容、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多方面，两者都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
四、关于《水乳大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在创作《水乳大地》前，我的确把《百年孤独》重新翻出来读了无数遍。如此说是因为我总把它放在枕头边，每天睡觉前随翻随读，里面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关系从不会搞混。读这样的经典著作就像听一曲交响乐，你可以从任何一个乐章开始听起。许多到过云南的文化人，在看过云南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后都说，云南民族地区的某些文化现象就像拉丁美洲的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哥伦布式的发现，而是我们云南的作家在看了《百年孤独》后都早已有过的遇到知音一样的感慨。可惜的是，我们有“孤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叙述，或者说，你叙述了，但是叙述得不好听。
多年来我始终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听众？为什么自己的声音永远是“孤独”的？T•S•艾略特曾经说：“一个人突然被赋予他先前从未履行过的职责，问题不是他配不配被挑出来，而是他能不能履行你们赋予他的这种职责。”能不能勇敢地承担某种职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承担起一种孤独，就像承担起一份责任，一份文学的责任。大师们已经打出了一杆魔幻现实主义辉煌灿烂的大旗了，告诉了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读苦难与孤独，人类进步的历史与文明。那么，反观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经历的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去诠释它，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