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龙仁青,我省著名作家、翻译家,格萨尔专家委员会委员。2012年以来,龙仁青开始了《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近年来,由他翻译的《格萨尔》史诗受到了业界的好评。

        3月11日,龙仁青先生与我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郭建强以及我省多位作家、文学爱好者,在西宁几何书店,就《格萨尔》史诗的汉译,作了一次深入的研讨。

        郭建强:谈《格萨尔》,谈《格萨尔》的汉译,我是门外汉,但是对龙仁青先生来讲可不一样,他对《格萨尔》史诗的翻译,以及对藏族文化的理解,都是很有水平的。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抱着学习的态度,想聆听龙仁青先生就《格萨尔》史诗汉译的经验、理解和心得。

        《格萨尔》和龙仁青的关系类似于酥油茶和制作酥油茶的人的关系。当然,翻译的难度更大,这意味着仁青兄不但要把酥油茶的本来味道转述给我们,而且还要尊重饮茶人的口味。现在我们请龙仁青先生给我们分享制作酥油茶的过程和美感。首先,介绍一下《格萨尔》史诗汉译的现状。

        龙仁青:谢谢。首先问候大家好。非常感谢建强兄和大家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到现场。

        《格萨尔》的汉译最早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青海就组织了很多懂汉藏双语的专家,对《格萨尔》史诗的部分内容作了汉译,这些专家是在条件极其困难、毫无酬劳的状况下,参与《格萨尔》史诗翻译的。他们当时翻译的作品,有一些部本流传了下来。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海人民出版社又邀请了一些著名诗人、作家对其中一些部本作了润色后出版,其中,《霍岭大战》等版本非常受欢迎。

        本世纪以来,国家对《格萨尔》史诗的汉译工作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翻译。但凡是在我国有《格萨尔》流传的地方,如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等,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作《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和翻译。

        目前我翻译并已出版的《格萨尔》有两本,一本是果洛藏族自治州著名艺人格日尖参说唱的部本《敦氏预言授记》,一本是由西藏一位名叫桑珠的老艺人说唱的部本——《格萨尔桑珠本》的汉译,其中的《百热山羊宗》已出版。桑珠老人去世前,留下了五十多本《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其中四十部已经完成汉译。

 

        郭建强:《格萨尔》和《荷马史诗》《印度史诗》一样,具有在各个民族和各个文化间传播的能量。在这一点上,人们现在也作了很多尝试——我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翻译,比如说运用动漫和连环画的表现形式,包括音乐等都在介入。我想知道在这些形式之外,《格萨尔》到底给我们传递了怎样的一种精神和特质?

        龙仁青:《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的英雄史诗,它也是全世界最长的一部史诗,它和《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相比,一是长度不同,二是它的传播方式和渠道不同。《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是由民间的艺人传播,这些传播的艺人有很多的的奇特之处,比如说有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圆光艺人等。

        《格萨尔》史诗这样一部巨著也是藏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流传之所以如此广泛,也是因为它的语言形式和讲述的故事等都符合藏民族对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符合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和理解。

 

        郭建强:龙仁青先生暗示性、隐喻性地向我们介绍了《格萨尔》史诗所蕴含的文化能量。如何书写传统,这是当下每一个对自己文化有责任的作家或者艺术家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龙仁青和许多翻译家的努力,让《格萨尔》史诗汉译,也成为汉语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比如,我们读过的《敕勒歌》,其实是古代的汉译,它源于我们远古的少数民族。

        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现代进程的提速,《格萨尔》艺人传播的原生场景会越来越薄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格萨尔》会不会由说唱的传播形式,慢慢转换为文本的、纸本的形式?

        龙仁青:建强兄预言了未来《格萨尔》传播的一种可能性,现在这种可能性正在发生。比如在青海的环青海湖地区,《格萨尔》的传播和艺人的数量相对很少,因为环湖区域在青海来说是一个比较前沿或先进的地区,这里受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熏染,使得环湖地区即便有艺人,也多是听闻艺人,也就是从前辈那里通过学习成为艺人的。但是在果洛、玉树这些深远的地方,还是保留了大量的神授艺人和伏藏艺人等,这种现象说明,一种文明的到来和这种文明的渐兴,以及《格萨尔》特殊的口耳的表达形式,必然会影响到传统的《格萨尔》的传播。于是,为了适应这种文明,我们就势必会将《格萨尔》落实到文字上,这样才会产生漫画、影视以及其他的传播形式。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格萨尔》史诗就会失去原本传统的说唱方式,也许将来《格萨尔》史诗会像《荷马史诗》一样,变成一种文本的传承。

        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格萨尔》史诗是“活态”的,有很多《格萨尔》艺人正在成长,这些艺人有一天也许会说出目前《格萨尔》部本中不存在的、从未听说过的内容。这种“活态”的现象在我省果洛和玉树地区以及西藏的那曲等地方依然存在。

 

        郭建强:刚才仁青兄谈到了《格萨尔》“活态”的性质,这对翻译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格萨尔》作为史诗也有可能以文本的形式,然后以经典的状态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换句话说《格萨尔》不仅仅是以口耳的方式传播。我们知道像《荷马史诗》的传播历经了很多年,经过了后世无数无名歌者和学者的锤炼,才成为西方文学源头性经典。当《格萨尔》史诗从口耳的形式转化成文本的形式后,它离经典到底还有多远?到目前为止,以仁青兄的视角和视界,有没有特别向大家介绍的,关于《格萨尔》的翻译可以称之为经典,并且进而对我们当下的阅读和写作造成影响的作品?

        龙仁青:《格萨尔》的汉译工作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格萨尔》的翻译工作几乎是一种停滞状态,译本非常少。就目前我所了解的《格萨尔》史诗的译本,我认为经典翻译还没有出现。

        还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在作《格萨尔》的研究时往往忽略了那些《格萨尔》史诗的整理者。在这里我要向这些整理者表达深切的敬意,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都埋没在了作品的后面,很多人可能知道《格萨尔》史诗的艺人、译者,却不知道整理者。我省有《格萨尔》研究所,西藏、甘肃、四川等省区也有相关的机构,这些机构有一个大的工作就是做《格萨尔》史诗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通过录音和文字将一些粗糙的内容规范化、逻辑合理化。很多人都知道,许多艺人的说唱到一定程度后会进入一个迷狂的状态,这时他们的叙述是非常混乱的,甚至是重复的,这些问题都是由整理者来解决的。所以,当一部《格萨尔》史诗真正变成一部经典的时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其实是这些整理者。

 

        郭建强:翻译《格萨尔》的难度非常大,原因在于《格萨尔》本身是“活态”的,因为艺人的发挥、整理者的不同,翻译的母本质量也会不同。您是如何选择母本的?您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

        龙仁青:目前,《格萨尔》汉译的工作还没有译者可以直接选择母本的,现在的做法是以项目的形式翻译。之前我参与了西藏社科院主持的《格萨尔》史诗桑珠本的汉译和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主持的《格萨尔》汉译工作,去年又参与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主持《格萨尔》史诗汉译工程。我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希望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翻译工作。

 

        郭建强:《格萨尔》史诗的人物众多,场景繁复,语言风格变化多,您在翻译《格萨尔》的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制来表现不同的场景、人物和语言?是不是相应需要采用多种形式、多种腔调?

        龙仁青:作为一个翻译者,建强兄的问题是需要深入考虑的。因为翻译者拿到的《格萨尔》的翻译母本已经是文字,一些诗行很有可能会被当作文字的诗歌去翻译,但是如果把它还原到《格萨尔》原本的说唱时,就会发现这些诗行其实是歌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翻译者就要想到,它是歌词,是要唱的,翻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使得它有可以谱曲唱起来的韵律感,这种用声音表达的可能性是我在翻译到第三部《格萨尔》作品时意识到的。

        《格萨尔》史诗的构成,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先是散文体的叙述,然后就开始唱的部分。其实每次要唱的内容,都会有一个曲调。现在很多艺人弄错了这种曲调,将这些不同的曲调放在了任何人物身上,认为只要唱出来就可以。其实,在《格萨尔》史诗中,很多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曲调。所以,在我们的翻译中,尝试每一个史诗人物都应该有其固定的特点和体现方式,这是我们翻译者应该思考的。

 

        郭建强: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忠实性的原则,还有一个和忠实相对的词语,叫作创造。创造的本意实际上是对忠实的背叛。翻译者一方面要忠实于译本,另一方面要把译本作为一个媒介传播出去,这样翻译者可能要“背叛”它,“背叛”的意思是要对读者和受众负责,要用适于他们的口味和方式把它传递出去。仁青兄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种“背叛”的情况,你又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

        龙仁青:我觉得一个翻译者应该遵循忠实性原则,但是忠实的意思其实是翻译者对故事的理解应该有一个宽泛的度,而不是要求逐字逐句的翻译。我在翻译《格萨尔》的第二部时,在散文体的部分,我采用的方式是先把整段的文字通读、精读,熟读,再背过母本将它翻译出来,然后再检查是不是落下了一些内容,或是自己是不是添加了一些内容,把这些全部修正过来以后,我发现散文部分的翻译就会非常流畅。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忠实。

 

        郭建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越界的超人”,其实翻译家就是越界的超人,格萨尔更是越界的超人,他跨越了历史、空间,来到我们中间。仁青兄在阅读、翻译《格萨尔》史诗时,最大的感触和认知是什么?

        龙仁青:格萨尔确实是一个越界的超人,作为翻译家,我们通过翻译将《格萨尔》史诗呈现在了更多人的面前。我在藏区生活很多年,觉得对藏族文化有了较多了解。在阅读和翻译《格萨尔》史诗时,我依然发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通过对《格萨尔》的翻译工作,我了解到了更多藏族的文化、民俗、歌谣等。这些在《格萨尔》史诗中有非常具体和生动的描述,这些都让我非常欣喜。

        我个人觉得,翻译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因为翻译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懂的内容,这需要我们通过查阅资料或是请教别人的方式解决。我觉得翻译就像是一个非常繁复的玩具,你将它拆卸开,再组装,通过组装让它用另外一种形式呈现,但它依然有当初的功能和原本的内容。

        莫言先生说,我们现在应该大踏步往后退。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书写的手法和结构,但是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完全依照着西方化的结构写作。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以《格萨尔》史诗的结构去创作作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尝试的。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出生于青海湖畔,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文集《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 、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白热山羊宗》等。

 

 

        郭建强,中国作协会员,青海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等。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15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新锐诗人奖,《人民文学》2015年度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