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同一的网络技术条件，对于汉族文学和少数族文学的作用却不相同呢？是因为少数族封闭、保守，不懂得充分利用高科技吗？这种推测显然既自大又愚蠢，汉族并不比少数族朋友多长一个脑袋。那么是不是因为少数族比汉族更为朴实、更富信仰性，因此，他们就不大会像汉族那样热衷于无聊的垃圾文字的制造，因此也不会因发表的高度便利，而造成文学形态的变异？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熟悉八十年代以来少数族文学的人都知道，少数族作家是不喜欢拉帮结派、起哄炒作的，他们往往是在分散的状态下进行写作，即便是流派性的写作，也表现为志趣投合的自然集结，一般也不会打出什么社团、流派的旗帜，大肆挥舞。 因此似乎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信仰的沉稳的“民族品格”延移到了网上，所以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网络文学的少数族网上文学。这种道德性的解释其实是表面化的，仍然没有揭示真正的原因。虽然不能否认，各不同族群的人，具有程度不同的族性文化差异，但就个体来说，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天生的、源自特殊族性的道德品性差异。“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族文学，之所以显得比汉族文学更加沉稳、严肃认真，不是因为道德族性因素，而是因为少数族与汉族文化位置的差异，是少数族在中国话语场域中所处的的边缘文化位置使然。
众所周知，汉族主流“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走向一直是反叛性、个体化的，这在八十年代中期前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集权专制文化的反叛，这之后文学反叛和解放的诉求，更多地转向文学内部新生力量对已有权威的挑战。尤其是“八九”之后，由于体制的控制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众化、个体性消费文化发展的机遇，革命性的文学反叛，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萎缩为文学圈子内部的代际口水之争，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可能与整体价值准则的失落，也使得青年反叛文化失去了方向，自娱性、消费性、犬儒性的青春骚动，成为青年文化的主导；加之汉族人口的众多，潜在的文学创作力量的储备远非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所能消化，因此，网络的出现就为这种规模存在的时尚性青春骚动，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泄、无限广阔的技术平台，并迅速将早已失去了主导能力的传统文学，冲击得七零八落，由此带来了文化生存方式的巨变，促成了网络文学的产生。
但是尽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也为少数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促成了少数族文学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其边缘性的文化生存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的返还本族群文化、重建新型“民族意识”的文化冲动，就一直坚持在少数族文学创作中，成为主导性的精神指向。而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日渐走红中国大陆，这一边缘反抗中心、少数族文化反抗主流文化霸权的理论，又为日益高涨的文化族群意识提供了新的理论刺激。少数族文学中的族性意识，也由当初特定的族性文化的追寻、表现，向更为明确、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过渡。 这种性质的文学创作倾向，不仅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民族意识”在少数族那里日渐高涨的现实，同时也是特定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这都大大强化了少数族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这既是一种结果，也更是众多少数族作家写作的使命性追求。因此，带着这样强烈同质性的“民族认同感”进入网络世界的少数族文学写作，自然就不会出现汉族文学写作的崩散化的情况；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带给少数族文化、文学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达他们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机，而非颠覆已有本族文学权威或文化传统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