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参加工作还不是主要由考试来决定。考试归考试,下来的事得看每个家庭的实力,也就是看父母的能力。我成绩不好,连高中也没能考上,要找工作,困难自然大。那时候还能顶替工作,父母却一直认为我能超越他们。父亲在砖厂大院里烧砖,母亲在森工局伐木,都干体力活。他们对我最低的要求便是别再以苦力磨骨头养肠子,轻松一点就成。我只一个初中文凭,要达到这个目的,可想有多困难。好在那时候大学文凭还没泛滥,大学生还只是少数。单位招人,基本都是高中生。像政法系统、政府单位,招人时在街上贴出公告。在密密匝匝的人头中,我一看见报名条件要高中文凭时,扭头就走。

        总有捡漏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计经委要招一名通讯员,只需初中文凭。看到这个消息,我直奔家中,把这事讲给父母听。计经委是什么单位我们都不清楚,通讯员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甚明白,给人的感觉就是送信。父亲凭大致印象说这是个好单位,就在州人民政府大院里,在这样的单位送信都是好工作。说着,一家人按捺不住,急匆匆跑到街上。我们住在南郊,离城里有一大段距离。那时候康定还没有公交车、出租车等。我们喘着气来到州人民政府大门前,看见站岗的士兵,他们笔挺地站着,给大门以及里边的院子和楼房,平添了一股子庄严肃穆。离士兵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钢架玻璃门,门边正是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招牌。门前还挂着一个蓝色的厚门帘,门帘由细密的针脚线构成一个个大块的棱型图案。这单位虽不在政府大院内,钢架玻璃门和蓝色厚门帘都显出它的高贵。一家人的心都飞翔起来,仿佛我已穿着西装,撩开蓝色的厚门帘进进出出。再回砖厂大院,看着满院挥汗如雨的工人们拉着板车装土砖,或者在隧道窑门前把烫手的橙红方砖垒到车上。父亲面对这些同事,明显比往日硬气了许多,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我去参加笔试,考试的人不多,只有七个。考完回家,父母听到竞争的人不多,我又发挥极好时,只仿佛我再一次撩开了蓝色的厚门帘。

        母亲在伐木时被倒下的树砸伤脑袋,在医院捡回一条命后,左侧头盖骨凹下一大块。带着这凹痕,母亲极早以工伤退休,闲在家中。父亲在窑上工作,三班倒,夜班、晚班和白班。夜班半夜两点起床,早晨九点下班。白班九点到下午六点。晚班在六点接上后,干到凌晨两点。一周依次轮换,如此往复,像轮回的生命。因此我考完试后,每天都是母亲随我去看公告栏有没有公布成绩。五天之后,我和母亲来到街上,看见人群围在公告栏前,成绩出来了。我们挤到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母亲则从最后看起,看见我的名字,忍不住叫起来,我儿子考了第二名,哇。

        父亲平时工作忙碌,只有上白班的那一周,家里的生活才有些规律,尤其是晚饭,能呈现出某种舒适安恬的气氛。母亲做好饭菜等待父亲下班,父亲下班后会在澡堂里将煤灰、泥土和各种粉尘清洗干净,换下劳动布工作服,穿上他那套蓝灰色的中山装回家。晚饭的时候父亲要喝二两散装烈酒,有时性起,还会趁着酒意拉一段二胡。这一天我们回家,母亲特意买了些好菜,做好了等待父亲下班。父亲回到家中,听说我考了第二名,激动得拉着母亲直跳。那一晚,父母亲都喝出了醉意,他们极早上床,发出酒后肆意的鼾声。我也躺上床,一夜都梦见撩起厚厚的蓝色门帘,门帘的手感像丝绸一般光滑。

        父亲的业余生活相对单调,除开忙碌的工作,他喜欢下象棋。砖厂大院里许多人都爱象棋,父亲属于其中的高手,他的棋友特别多。一旦父亲在家,总有人找上门来,无休止地下。得知我考上第二名后,棋友们来家中,父亲不愿再摆棋盘,只邀请他们坐下喝酒。母亲是个热情好客的人,还不仅这样,她远远比热情好客更胜。每一次有客人来家中吃饭,母亲爱给别人的碗里夹菜。比如炖了猪蹄,她一定把最大最好的夹给客人。别人吃饭,刚要吃完,她抢着把客人的碗再添满。许多时候,别人已经吃饱,并不是客气地拒绝,母亲则不知,总认为别人怕羞。她拿着饭锅,舀满满一匙,偷偷潜在客人身后,稍不注意,她那一匙饭已快速倒进碗里。我知道这是困难时代养成的习惯,总怕吃不够肉,吃不饱饭,再加上藏族人天生的热情,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我多次给母亲说,时代变了,你不能总拿老习惯想别人。母亲当时点头,过后又忘。直到别人真吃不下,把大块的肉、大碗的饭剩下,不得不倒掉,她才仿佛觉得时代真的变了,人们真的不需要大鱼大肉大碗舀饭。肉和饭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在康定,大家都喜喝酒,母亲因为伤了脑袋,中医说每天喝点药酒,慢慢疗养。母亲就在家中泡了药酒,天天喝一小杯。来客人时,先得给别人斟酒,这是康定的习惯。母亲也这样,除非对方滴酒不沾,否则她就会拿大杯子斟满。初时,客人喝完一杯,母亲要斟,别人摆手拒绝,说不胜酒力。母亲仍是那偷偷摸摸的动作,乘人不备,瞬间把酒杯抢到手中,跑去再斟满一杯。酒这东西不像肉和饭,到了某个程度,就不能自制。所以许多客人,到后来无需母亲抢杯子,喝完了,总拿着空杯说,再倒一点点。客人放开了酒量,也放开了自我,把心中的压抑和高兴都一吐为快。看着客人尽兴的样子,母亲就感觉很幸福。那些天里,棋友们来我家没下上棋,倒是把酒喝了个饱。他们在酒局中不停地憧憬计经委美好的未来,直到有一天,一个脑袋尚算清醒的棋友问,计经委招多少人?

        我说,他们只招一个。

        气氛瞬间从高处跌落。那个棋友说,咦,只招一个,考的第二名,这段时间可是最关键的,不能坐在家中眼巴巴地等待,要走出去,了解情况,能找到关系就更好了。

        第二天,母亲就开始奔波于街上,四处打听。也不知她从哪里探听到进入面试的有三人,两个小伙,一个姑娘。笔试成绩那姑娘考第一,我排在第二。通讯员这工作他们偏向于招个小伙子,没那么多麻烦事。所有消息都利好于我,家中的酒局继续摆下去,那扇蓝色的门帘被一次次撩开。又因等待面试通知的时间过长,怕万一出现意外,因此那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无数次从兴高采烈中跌入情绪的底谷。感觉时间漫长,暗无天日,又怕失望的时刻太快到来。

        那年月一般家庭还没有电话。整个砖厂大院里,除开厂长和书记家,数十户人家仅有一部单位的公用电话。有谁打来电话找人时,都会在高音喇叭里向全厂广播。在那个沉闷的下午,我站在窗前看砖厂大院里忙碌的人们,新鲜的泥土自山上的溜槽中滚滚而下,再由架子车拉到院里,筛选石块。精选出的泥土铲上传送带,送进制砖车间。加水之后压入模具中,成长方型的初胚,再经间距一致的钢丝勒过,湿润柔软的砖就成型了,拉到大院之中,有序码放,便于晾干。这一切运作,再加上窑洞将干砖烧至成品,各个环节的工人们像一群蚂蚁埋头忙碌。泥土滚落的声音夹杂车间制砖的声音,混合成巨大的噪音,让我的脑袋昏昏沉沉,辨不清一个明确的声音。我很迷茫,运转有序的砖厂大院是我从小生长的世界,是我认知的范畴。这时候高音喇叭噗噗地响了两声,有人对着话筒吹了两口气,跟着就响起了让人接电话的声音。我竟然没听出自己的名字,广播了两遍我都没缓过神。那人大概意识到仅仅叫我还不够保险,他又在广播中喊出了父亲的名字,同时喊出来电话的单位,计经委。这三个字似响雷一般在我耳中炸响。我看见父亲穿着沾满各种粉尘的劳动布工作服,从窑上飞奔过厂院。我也跑出家门,忙碌的工人们短暂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带着祝福看飞奔的父子俩。我们在办公楼下汇合,一块儿向二楼电话室跑去。

        父亲先拿起电话,他喘着气,大声说,喂喂,我是俊俊的爸爸,嗯,嗯。

        我叫郭俊,父母习惯叫我俊俊。父亲接完电话,将话筒递给我,我贴到耳边,话筒里只剩嘟嘟的声音。我放下话筒,问,爸,说什么了?

        父亲的眼神凝在电话上,布满煤灰的脸看不出什么表情,好一会儿,他说,你妈呢?

        买菜去了。

        早不买迟不买,她这时候跑啥啊。说着,父亲向楼下走,等会你妈回来,让她立即来找我。

        究竟说什么了?我再次问。

        计经委让你明天去面试。父亲说,直到这时黑黑的父亲才露出了笑容。

        父亲急着找母亲,是要给我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习惯了中山装的父亲觉得在正式场合,还是西服气派一点。母亲在街上忙碌一下午,给我带回一件灰白色的西装,还有一根红色的领带。那天晚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国内国外的时事,以备面试用。第二天早晨,我穿上这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总像是小学时系的红领巾。我随母亲来到政府大门外,我从政府大院的侧边进入,母亲就等在街对面。

        这是我第一次跨进计经委,第一次撩开蓝色的厚门帘。门帘的手感不像梦中那般光滑,只感觉特别沉重。我也第一次看清,那是蓝色粗布织成的门帘。过道里铺着地毯,踩在绵软的地毯上,我始终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像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过道中,每个房门前都悬着科室的牌子。我看见人事科三个字时,敲响虚掩的房门。按我的想象,要面试,那几个考生也在。随着屋里一个女人说,请进!我额头的汗珠就浸了出来,心脏怦怦乱跳。推门进去,办公室里不是我想象的场景,没有面试的人。两张茶色办公桌拼在一起,一边坐了个年青的男人,另一边是个中年女人。桌上放着一盆绿色的植物、茶杯和墨水瓶,还摊着一些文件,办公室里也铺着地毯。他们都抬头看我,我不知说啥,局促地将双手绞在一块儿。

        中年女人见我不说话,问,你是?

        我是郭俊,来面试。我小声说。

        那个年青的男人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目光中流露出一点轻视,说,这是我们李科长。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面对这些有职位的人,要显示出特别的尊重。

        中年女人慌然大悟,说,小郭,你来了哈,快坐。

        我在靠近办公桌的一张皮椅上坐下,见李科长慈眉善目,脸是椭圆形,眼睛适中,双眼皮,左眼一侧有颗小黑痣,看人时目光专注,显出沉稳和冷静。她的双下巴让人看着挺温和,我忐忑的心平和了些。不过这所谓面试远远比我想象的简单许多,她只问了我一些家庭方面的情况,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有没有兄妹?我待业在家做些什么?有些什么爱好?

        她很快问完,我也紧张地一一回答。一时间没了话,她静静地看我,隔桌的年青男人则一直用略带轻视的眼光盯着我。我低下头,等待她再次说话。

        看你笔试,你的字写得挺不错,练过?李科长说。

        我点点头。

        李科长拿出一叠信笺放在茶几上,又递来一支钢笔说,写给我看看。

        我拿上笔,在信笺上用楷书写下李白的《静夜思》。

        李科长连连点头,又说,毛笔行不?

        我拿起沙发扶手上的一张报纸,铺到茶机上,年青的男人忙递过毛笔。我用行书再次把《静夜思》写了一遍,这一次不似信笺上的钢笔字,虽用的报纸,我也尽量按那些挂在墙上的书法章法完成。年青的男人看我写完,目光中的轻视不见了。他们不知我那时候不想学习,在家做作业的时间就拿写字来搪塞父母,临过不少贴。

        李科长满意地点头说,你回去等待消息吧。

        母亲没想到我这样快出来,连问面试怎样。我大致说了说情况,讲到写毛笔字,母亲脸上就现出胜利的笑容,我的字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她说站在街对面,心里毛躁,也不知念了多少六字真言。

        我们回到家中,等父亲下班回来,我又把面试的情况说了一遍。听见面试时他们让我写了毛笔字,父母亲都觉得这事已板上钉钉。那一晚我其实很想讲讲李科长,说不清为什么,她慈眉善目的模样给了我许多信心,只仿佛我最终撩开蓝色门帘进入计经委工作,全靠她人好。不过我没能说上话,母亲一直在激动中。她说在政府大门外等我面试时,遇上了熟人,那人和母亲同姓,叫任卫国,就在政府工作。母亲问他计经委的情况,他说那是个很吃香的单位,母亲大致讲了讲我正在里边面试,他说有什么事就直接找他,能帮上忙的他一定会帮。看他走进政府大院的背影,母亲感动得差点掉泪。

        又进入漫长的等待,好在我们一家都信心十足,只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整整两月没一点音讯。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样等不是办法,再有把握的事也得让时间给消耗了。

        有人这样说,母亲又急起来。正没主意,想起在政府门前遇见的任卫国。当即决定出门,去找他。

        那天母亲很晚才回家,她喝了酒,脸全红了。父亲上晚班,不时回家打探消息,母亲回来时,父亲正准备去窑上。他站在门前,母亲先找出一个大杯子接自来水喝,咕咕地灌了一杯下去。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父亲说。

        听我慢慢给你说。母亲坐到老式的弹簧沙发上,喘了口气,看得出她很兴奋。

        你快说,我这还上着班呢,急人。父亲矮小瘦弱的身躯立在门前,习惯了晚班的眼睛显得挺有神。

        母亲这才不急不慢地讲起来。她不知任卫国住哪里,她站在州政府门前,凡在那进出的人她都跑上前问。等了半下午,真让她问着。别人指出政府宿舍所在,说任卫国住在顶层,八楼。母亲得到地址,看时间,已快到吃晚饭时。得到地址反而把母亲难住了。之前急着找人,没想见面的细节。空手上门不礼貌,要提着礼品去又不好意思。我们一家都觉得送礼这事挺丢脸,见不得光。母亲站在政府宿舍楼前想了许久,她竟然把这难题给解决了。她去卤菜站买了些熟食,又去小卖部提两瓶酒,就向八楼攀去。攀上楼敲门,一个老头来开门问找谁?她说任卫国。老头没听过这名字,扭头问屋内,那一家人都不认识。母亲下楼,站在院中逢人再问。这一次她没担搁太多时间就问到了,是她自己走错楼。母亲攀上对面八楼进了任卫国的家。任卫国有个胖老婆,还有个六岁左右的女儿。一家三口坐在方桌前就着简单的剩菜吃晚饭。母亲进去,别人先是礼节性地问她吃饭不?这话刚问完,母亲就坐到了饭桌边,让那胖女人挺意外,哪有这么不讲礼的人呢?母亲坐下之后,把手里的熟食摊到桌上。让女人拿些碟子来,把卤猪蹄卤排骨什么的倒进盘。小女孩首先高兴起来,伸着手要。胖女人脸上也有了笑容。任卫国拿出酒杯,把母亲带去的酒打开,慢慢喝。母亲最初没讲我的事,只拉家常。有酒升温,气氛融洽起来。该谈我的事时,母亲又觉得还不妥,熟食和酒只属于一般的礼仪,有求于别人,那些东西都太轻了。她思索着,该怎么才能加重这次来的份量?她聊起对方六岁的女儿,谈孩子是女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一经打开,胖女人就停不下来。母亲找准时机,说她和任卫国同姓,硬要把六岁的孩子认成干女儿。在酒的作用下,那一家人欣然同意。大家共同喝了一杯酒,孩子亲切地叫母亲干妈,母亲顺势将手伸进内衣兜,掏出二十元钱,你推我让地拉扯了许久。母亲以我给干女儿钱,不关你们什么事为道理,硬把钱塞到了孩子手中。那时候的二十元不是小数,一大包熟食和两瓶酒也才十多元钱。办妥这一切,临走时母亲才说起我的事。任卫国问明情况后,点着头说他第二天就去探消息,按目前这状况,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母亲讲完,说,我这被大树打出一个坑的脑袋还没变笨吧。

        父亲说,这事办得好,让我去,我都没办法。

        父亲带着一身煤灰和喜悦走向了窑子,我们一家的希望也回到了夜空。

        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任卫国的消息。最初的一周非常快,砖厂大院内的高音喇叭每每噗噗地响起,还没说找谁时,父母亲和我都会不约而同地向办公楼走。一周之后时间就异样地艰涩了。母亲再去任卫国家,好几次家中都没人。等到晚上去,只有胖女人和孩子在。胖女人一改那一夜的热情,除了简单的客套,都不准备让母亲进门。她说任卫国出差了,这大段时间一直在县上跑。父亲问任卫国究竟在政府里干什么?母亲说是个司机。父亲疑心一个司机的作用怕是太小了。母亲觉得任卫国主要没时间,整日出差。她坚信如果时间允许,他一定会尽力帮忙。母亲回忆第一次偶遇任卫国时的情景,是他主动提出来能帮上的一定帮。母亲尚在感动中,说,任卫国是个好人,我能感觉到,就算俊俊最终没能去计经委,我也很感谢他。

        眼见一月又将过去,父母亲彻底慌乱起来,父亲说靠人不如靠自己。轮到白天休息的时候,父亲没有在床上睡觉。他穿上洗濯一新的中山装,叫母亲也打扮一番,让我在家等候好消息,他俩亲自前往计经委。他们是上午去的,我耐心在家等待。我无法想象父母亲怀着怎样的忐忑撩开那蓝色的厚门帘,他们在人事科面对李科长时,一定像两个犯错的学生,并排站着,脑袋低垂,瑟瑟发抖。

        快到中午吃饭时,我看见父母进入喧闹的砖厂大院。他们并排走过选石块的泥堆,走过士兵一般整齐排列的土砖。我无法从他们脸上判断出结果,他们既兴奋又失落地回到了家。

        我已将饭煮好。母亲忙着炒菜,父亲坐在老式沙发上闷头抽烟。我不敢问父亲结果怎样,我们坐到饭桌边吃午饭时,他们才谈起这一次去的事。不过他们并没说事情的结果,只谈到人事科李科长,那个中年女人。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他们到了人事科,把来意表达清楚后,李科长给他们使眼色。他们一块儿走出计经委,在街边的巷子内说话。李科长很坦诚,说考第三名那家关系非常硬,她主张招我,说我不仅笔试第二名,字还写得好。现在事情就这样僵着,这事得父母出面去找领导,还不能单纯去找,得有过硬的关系。她本不该给父母说这些题外的话,想着自己年龄老大不小了,再干几年就退下来休息,不把事情说明白怕担过了孩子。父母得到这样的反馈,要去找更大的领导他们都没这关系和能力。

        父亲吃了半碗饭,破例要在中午喝杯酒,他端起酒杯,笑着说,文革那时候,别人问我家庭成分,我拍着胸口说,我家三代贫农,咋啦?那时候说得畅快,现在这事就体现出来了,三代贫农啊,哪里去找关系和能力?

        母亲说,算我们遇上了好人,李科长不讲清楚,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还在这傻等。

        父亲说,李科长人太好了,现在的社会,这样的人很难再遇到。

        母亲说,是啊,无论俊俊能不能去那里工作,我都深深地记得李科长和任卫国。

        我听着他们的话,不知为什么这事转了方向。父母亲和我都认为能不能去工作不再重要,此刻,重要的是记住李科长和任卫国。

        后面的事只能顺其自然。我记得大致又过了两月,母亲不知从哪得来消息,说计经委最终招收了考第三名那个小伙子。

        我继续待业,闲在家中。

        像世上没有剩男剩女一样,我后来也找到事做,银行的待办员,不是正式员工,用极低廉的工资做高工资的事。银行是企业,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是必然。于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工作了。我每天穿着体面的深蓝色西装,走过砖厂大院在各个环节里忙碌的工人们,他们会短暂地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我。我尽量挺直胸膛,希望不至于给砖厂大院丢脸。那时候母亲必然站在二楼阳台目睹我远去的背影。我没看见过父亲关注的目光。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吃晚饭时父亲才说,你走路尽量低调点,别那么傲气,脑袋仰得看不见路面了。我没争辩,只点头答应,心想父亲也在暗中看我远去的背影。

        我在储蓄所里上班,储蓄所的门上也有蓝色的厚门帘,只是我对这蓝色门帘失了兴趣,再没有高贵感。储蓄所因中午没休息时间,因此,下午下班早,四点就能回家。记得那一天父亲上白班,母亲嘴馋,就想吃豆腐。父亲的麻婆豆腐是一绝,红亮鲜香,又麻又辣。下午四点多,母亲馋劲上来,要我去买豆腐,顺便带两根小葱。我拿着五元钱出门,豆腐厂就在隔壁,敬老院开办的。

        跨出砖厂大门,临近敬老院时,一大股豆子味扑面而来。我想别的人临近砖厂,一定也会嗅到带腥的鲜土味。豆腐厂像会议室般大小,从屋外到屋里,地面全湿漉漉的。进到厂房,磨豆子的、熬豆浆的、压出豆腐水分的人各行其责。像一部巨大的机械,人不过是机械的一颗螺丝、一个齿轮。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负责做好的豆腐,她戴着黑塑料围裙、一顶失了本色的白帽。她把做好的豆腐整板端到门边,摞起来。我向她走去,当她直起身体面对我时,我一下呆住了,她有椭圆形的脸,眼睛适中,双眼皮,左眼一侧有颗小黑痣,她的双下巴让人看着挺温和。我不敢确定她是谁。她看见我时,怔了一下,看我好一会儿,才会心一笑。这一笑,我就确定了她是李科长。我见她带着笑容的脸上,汗水混合豆腐水、蒸汽水,横七竖八地淌过脸颊。她胖了些,脸色比过去黄,她也失去了曾经的优雅气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豆腐厂工人。一时间我心里怦怦乱跳,感觉她这一重大变故,与主张招我的事有直接关系。说什么都没意义,我只颤着声对她说,李娘,买两块豆腐。

        好呢。她说,拿一块极大的菜刀,顺着豆腐被压出的纹路,切下两块。

        我忘了买小葱,提着两块豆腐直奔回家。我没告诉母亲见到了谁,只一遍遍回想她费力地搬动整板豆腐的情形。直至父亲回家,做了麻婆豆腐,我们一家三口围方桌吃饭,母亲质疑地说,俊俊今天怎么了?去买个豆腐回来就变了样,连小葱也忘记买。

        父亲端着酒杯看我一眼问,怎么了?

        我迟疑地说,在豆腐厂,我看见了李科长,她现在卖豆腐。

        母亲问,哪个李科长?

        计经委的李科长。

        我们都陷入沉默中,好一会儿,父亲一扬脖子干掉杯中的酒说,一定是她坚持招你,得罪了上面的人,被贬到豆腐厂来。

        母亲说,她都快退休了,现在给贬到豆腐厂,辛苦一辈子就算毁了。

        父亲说,她是一个好人。

        那顿晚饭我们吃的时长堪比年夜饭。父亲回绝了所有找上门来的朋友,既不和他们下棋,也不让他们坐下喝酒,始终保持着一家三口坐在桌边。一遍遍回忆李科长这人,一家三口给感动得像暴雨之后的花园,每朵花、每片叶都淌着水。到后来父亲喝出酒意,拿出二胡拉《二泉映月》,每一个音都不在正点上,带点左音的二胡声响起,凭空给那一晚增添了无尽的悲怆。

        第二天,父母亲相约去了豆腐厂。他们回家之后,更确定那就是李科长。

        那之后,偶尔我们会在路上遇见豆腐厂的李科长,我会弯下腰,尊敬地叫她李娘。我父母也会微微弯了腰,点头招呼。她则一如既往地会心一笑。

        我记得那年冬天,康定连着下了大半月雪。雪覆在房顶、大树上,连空中悬着的电线,也都被雪裹住,成了一根根又粗又圆,看上去非常绵软的粗雪线。砖厂大门前是318国道,车流量大,尤其是拉木材的重车,将厚雪辗出两道深迹。原本洁白的雪,变成橙黄和灰黑的混合色。雪还在下,被重车辗过的雪渐渐凝结成一层薄冰,极滑。冬季的砖厂歇业了,大院洁白一片。没有车辆辗压,雪近乎放肆地躺在院中。我们一家窝在屋里,父亲和砖厂一个叫郑思源的人没命地下棋,把象棋摔得极响。忽听外面吵吵嚷嚷,许多人都往公路上跑。母亲开门出去探听,不一会,惊慌地跑进来,说豆腐厂一个女人被车撞了。我们脑袋中瞬间出现的是李科长,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就像豆腐厂只她一个女人那样。父亲顾不上棋局,一块儿向公路跑去。

        出砖厂大门不远,是去豆腐厂的坡路,路口围了许多人。一辆拉木材的卡车停在318国道边,车头几乎要冲下坎去。我们刨开人群,看见躺在地上的真是李科长。她的脸煞白,手捂住大腿动弹不得,倒是没见着鲜血。我和父亲率先蹲下身,问她伤着哪里了?她表情痛苦,扬起手摆了摆。父亲说,你别急,我们送你去医院。那时候没120急救车,也没的士,好在砖厂多的是架子车。父亲跑回砖厂大院,拖出一辆架子车。众人七手八脚帮忙,把不停呻吟的李科长抬上架子车。父亲拉着车,我和母亲护在车两边,卡车司机紧紧跟着我们。医院路远,要穿城而过到另一端。李科长在架子车上蜷成一团,不停地呻吟。我们的心都缩紧了。我也不停地说着,李娘,快到了,你忍忍。母亲则一手托住她的背,轻轻拍。

        到了医院,司机忙着办理入院手续。我们随李科长一起进行各项检查,忙了一通,只是大腿骨骨折,并无大碍。上夹板打石膏,然后去病房休息,观察几天。李科长之前只是惊吓过度,除了呻吟,并不怎么说话。这时候检查清楚,心情也放松了。看着我们一家,会心的笑浮到脸上,说,太感谢你们了,没你们,我都不知该怎么办?

        父亲说,别客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是我们对不起你。

        母亲说,你家人在哪里?我去通知他们。

        她沉思一会儿,叹口气说,哎,在康定我孤孤单单一人,只有一个远表亲,住在北三巷里。

        母亲问清楚远亲的姓名,去北三巷寻。

        我说,李娘,你放心吧,我们会守着你。

        她抬起头来,脸上还是那会心的笑,只是眉头微微皱到一块,说,我一直想问你们,也是没好意思,你怎么老叫我李娘?我不姓李,姓张。你们怎么会对不起我?

        父亲瞪大眼睛,说,你,你不是……他最终没说下去。

        我也诧异地看着她,我只见过李科长一次,就那次面试。她脸上的慈祥,以及左眼边的黑痣让我印象深刻。我注视着面前的女人,除了较胖,人要松一点,别的都像,尤其脸上的慈祥再加左眼边的痣,更是神似。

        母亲不久就找来张姓女人的远亲,我们告辞回家。父亲拖着架子车,我和母亲挨他两边一块儿走,刚出医院大门,父亲就忍不住笑起来。

        你笑什么?母亲问。

        我也笑。

        你们俩爷子这是怎么了?

        卖豆腐这女人咋可能是李科长啊,别人姓张。父亲说。

        母亲愣了一小会,也跟着笑起来,说,我和你都只见过李科长一次,两人的确像,不过每次见她,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那晚,父母亲照例喝上了酒,不停地聊着卖豆腐的女人和李科长。我们一家人的情绪都很高。事情到这一步,任卫国显然没有能力帮忙,而李科长对父母讲的话只是随口推脱,但我们的种种感动却没一丝消退。尤其是把卖豆腐的女人误认为李科长,并异想天开地猜测她被贬到底层,我们被自己虚构的事件和真实的情感深深感动。

 

原刊于《四川文学》2018年9期

 

        尹向东(泽仁罗布),藏族,1969年生,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贡嘎山》编辑。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期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并有小说选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及年度选本,获过一些文学奖项。